伊朗核问题协议在今年7月份的签署，标志着伊朗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出现了重要转折。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到和协议签署，在36年时间里，美伊关系始终处于敌视对峙状态。对于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成因，自然与美国在全球推进西方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观的对外政策有关。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小布什政府才会推出“邪恶轴心”的论调，这一论调推出以后，任何有助于实现美伊关系正常化的努力，都会被美国政府视为不可接受的“绥靖”政策。不过，美伊关系的持续紧张，不仅仅有美国方面的原因，也有伊朗方面的原因。在伊朗方面，就是伊斯兰革命的精神压过了现实利益的考量，输出革命的思想导致伊朗与周边国家以及西方国家关系持续紧张。

不过，从政治发展的历史来看，很多在意识形态上具有革命性的国家建立以后，激进高昂的革命精神往往会在现实压力下趋于缓和。一般来说，在这样的国家制度下，革命精神的趋于缓和往往是在保守派、温和盘轮番上台执政的过程中实现。经历过伊斯兰革命的伊朗亦不能被视作例外。

在伊朗，霍梅尼1989年去世、被视为温和派、以及“务实保守”立场著称的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就任伊朗总统以后，伊朗经济、外交政策便开始向温和方向转变，在任期间，拉夫桑贾尼支持国内自由市场的地位，赞成国有产业私有化，在国际上也保持温和形象，避免与美国及西方冲突。而拉夫桑贾尼的接任者赛义德·穆罕默德·哈塔米作为伊朗温和派代表，在经济方面，继承了拉夫桑贾尼提出的自由化政策，在外交上，则是将伊朗外交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与西方保持敌对转向积极与西方进行协商。哈塔米的世界观与他对外交政策的观点与其前任有很大不同。在哈塔米的外交政策中不存在“文明冲突论”，他更喜欢“文明间对话”。

不过，温和派主政期间发起的很多改革政策取得的成效十分有限，伊朗民众也逐渐丧失了对温和派的耐心。在2003年伊朗总统选举期间，一再重申要“切实维护国家法律和宗教习俗的尊严”的马艾哈迈迪·内贾德成功当选，而这也意味着伊朗保守派的逆袭。在经济上，艾哈迈迪·内贾德强调，国家资源不应当过分集中于政府手中，应当交给人民用于推动国家发展。他认为，目前伊朗对私有化的理解不全面，私有化并不意味着要出售国家财富。此外，内贾德还强调社会公正的重要性，认为社会公正问题应当是国家经济发展计划的核心。在伊核问题上，他强调伊朗拥有掌握和利用民用核技术的权利。他表示要坚决维护伊朗自己的利益和立场，决不屈服于外来压力。也正是因为内贾德政府的强硬政策，欧洲石油公司不得不放弃计划投资的伊朗油气项目。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再度因为核问题紧张起来。

而保守派逆袭成功之后，伊朗的经济状况也没有得到改观，伊朗人民也开始对保守派失去了耐心。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2013年总统选举中，温和派代表鲁哈尼竞选成功。虽然也有很多人认为鲁哈尼是温和保守派，但鲁哈尼提出的很多政策相较于哈塔米政府还要更为激进，例如，在伊朗油气资源的开发上，鲁哈尼打算向外国石油公司提供类似于产量分成制的新的合作模式，而根据伊朗目前的宪法，外国公司是无权获得伊朗资源主权的，由此也可看出，鲁哈尼政府改革力度之大。

对于7月份伊朗核问题协议的达成，评论者普遍认为协议是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展开的，对于美国来说，上任以来在外交事务上屡战屡败的奥巴马政府亟需取得一些外交政绩来挽回一些脸面。而从伊朗方面，鲁哈尼政府亟需改善外部关系，解决伊朗经济的困境。

但笔者认为，伊核协议达成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西方世界拒绝的只是那个保守的、强硬的、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的伊朗，而不是拒绝一个温和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每当伊朗政府放下输出伊斯兰的理想，采取现实主义的立场。西方国家就会做好接受伊朗的准备。例如，当年哈塔米提出的“文明间对话”的提议很快引起了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关注，美国也因此略微放松了对伊朗实施的制裁。只不过当时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还没有完全接受现实主义的治国理念，在其阻挠下，伊朗才会失去在新世纪初与美国握手的机会。

不过，这一次，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已开始向现实主义调整，对于哈梅内伊来说，制裁下糟糕的伊朗经济虽然是其改变态度的重要原因，但也是因为伊斯兰国的兴起，让哈梅内伊认识到，伊朗向外输出的革命思想已经失去了吸引力。而在最高领袖向现实主义做出妥协之后，温和的改革派政府自然可以将伊朗经济政策、外交政策带入一个新的阶段。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他们等待的恰恰是一个现实主义主导下的伊朗政府。伊朗拥有重要的战略位置、丰富的油气资源。对于处于复杂对欧关系中的美国而言，自然不愿意欧洲在与温和的伊朗改善关系上抢占先机。因此，伊朗协议的最终签署也就变得合乎情理了。

（本文作者刘冬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东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