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之后，随着叙利亚动乱的加剧和战事的爆发，国内民众迫于生计和安全考量，不得不背井离乡向周边国家和更远的欧洲逃难，难民人数逐年攀升。叙利亚难民是国际社会最新产生和最大的难民群体，对国际社会的冲击和影响甚为深远。2018-2019年，难民大规模迁徙和持续增长的态势已中止，但整体而言叙利亚难民在各国的境遇未有明显改观；目前虽有少量难民回归，但在可预测未来里全面回归的前景仍不乐观。

叙利亚难民问题的根源

叙利亚危机和内战对本国和地区局势造成诸多深远影响，难民的产生和外溢也成为最受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之一。叙利亚难民的产生首先受国内动乱和战事的影响。2011年3月18日，德拉市15名小学生涂鸦反政府口号和标语被扣押的事件引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此后流血冲突和伤亡不断增加，叙利亚局势螺旋式下滑并转向内战，政府相继失去对北部和东部诸个省份的控制权，其中包括代尔祖尔省的油田，阿勒颇、霍姆斯、伊德利卜等主要城市。

难民产生的第二个因素是经济下滑乃至崩溃。国内动乱不仅将原本不发达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毁坏殆尽，还重创作为国民经济基础农业。依据美国中情局国家概况统计，截止2017年叙利亚经济规模相比2010年下降70%，2014年时贫困人口已占总人口的82.5%，2016和2017年失业率均为50%，两年通货膨胀率分别为43.9%和25.5%，美元汇率从153.7叙镑跌到514.6叙镑。从经济和民生角度上看，艰难的生活迫使普通百姓不得不四散寻找生路。

难民产生的第三个因素是教派、民族矛盾尖锐化，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力量的趁机兴起。叙利亚民族和宗教信仰众多，教派问题复杂，历史积怨甚深。2011年之后，以教派或民族名义实施的暴力行动和恐袭屡见不鲜。例如2011年的霍姆斯市、2013年的塔尔图斯省以及伊斯兰国控制下的代尔祖尔省等都出现过针对基督徒、逊尼派和什叶派平民的屠杀，甚至有残杀士兵的视频流传网上以警示阿拉维派穆斯林。穆斯林兄弟会、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胜利阵线”“伊斯兰国”、库尔德人等借助国内混乱局势扩张地盘，甚至建立统治并实施行政管辖。

叙利亚原本是中东主要的难民接受国。2008年，叙利亚是全球第二大难民接受国，2009—2011年是全球第三大难民接受国，仅次于巴基斯坦和伊朗。随着叙利亚动乱和内战的日渐升级，政府和反对派的冲突从威胁社会秩序到直接威胁民众生命安全，叙利亚的难民人数从2012年开始呈现迅猛增长态势，并首先在邻国，后跨境向欧洲扩散。截止2018年4月，叙利亚境内的国内流离失所者有660万，2011年至今逃离叙利亚的难民总数达到565万之多，他们大多留居在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三国，还有部分难民前往欧洲。截止2018年5月，暂居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有358.9万；黎巴嫩境内难民人数98.6万；约旦境内的难民人数约为66.1万；伊拉克境内的叙难民数24.9万；埃及境内的难民人数约为12.8万。另外，叙利亚难民中有许多人是有产阶层或知识分子，如商人、医生、教师、律师等。他们的出走对叙利亚来说是巨大的经济和人力资源流失。

叙利亚难民问题的影响

叙利亚难民流落中东和欧洲甚至美洲，由于分布的国家非常广泛，各国的政策和能力差异较大，导致叙利亚难民的境遇不同，并成为难民持续流动的重要原因。土耳其是叙利亚难民接受第一大国。这首先是因为双方是邻国，陆地边境线漫长。土耳其有6个省份，15个边境口岸与之相连。其次，土耳其是全球第14大经济体，经济规模中东第一，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更是在中东处于首位，对难民有着巨大吸引力。第三，2011年前，土叙关系发展良好。双方签署互免签证协议、自由贸易协定等，两国商贸、旅游跨境流动畅通，这为初期难民的大规模迁徙提供便利条件。第四，叙利亚动荡初期，土耳其误判叙局势，希望借接纳以逊尼派为主的难民为阿萨德政权倒台后加强双边关系，影响叙新政局铺路。甚至有人称土耳其相当长时间内对叙利亚难民采取的是“门户开放”政策。此外，邻国中黎巴嫩和约旦也是接受难民的主要国家。

    海湾阿拉伯国家一直因不接受叙难民遭受国际社会讨论和严厉批评。据半岛电视台披露，沙特实际接纳30万叙利亚难民，阿联酋和科威特接纳人数分别为15万和13万。由于海湾阿拉伯国家均未签署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不承认国际法认定的难民身份，因此也就不在相关机构统计范围内。

前往欧洲是叙利亚难民的最优选择。这部分由于欧洲国家经济发达、社会开放、救助体系完备，同时也因为欧洲本身有大批包括叙利亚人在内的移民，他们和国内亲属始终保持联系，再加上欧洲国家的难民补贴数额远比土耳其等国丰厚，因此，前往欧洲的叙利亚难民人数超过64万人。

大规模难民跨境流动会给沿线各国和最终接纳国带来巨大的困扰与负担。各国人口分布与各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通常而言会保持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外来人口短期大规模涌入时，各国和各地区既有的平衡会迅速破裂，从而对政治、经济、社会安全造成严重影响。不仅如此，由于各国国情和利益不同，对难民的态度和政策也差别较大，因此接纳、安置和遣返难民也成为国际社会矛盾和斗争的重要领域。

首先，难民的涌入会增加接受国的财政负担，阻碍经济增长，最终迫使接受国改变既有难民政策。免费的食物、饮用水、帐篷和简单的生活用具；卫生部门需要完成相应的身体检查，对传染病和流行病加以防范和控制；教育机构要调拨物资、书籍和师资，安排难民儿童重归课堂等。叙利亚难民挤占大量社会资源，降低社会原有福利水平，冲击接纳国的教育、卫生医疗、交通以及基础社会服务体系，给各国带来沉重的负担。迫于压力，黎巴嫩、土耳其等都收紧或改变难民政策。

其次，难民的涌入会造成各式各样的矛盾与冲突，威胁社会稳定，加剧民族教派冲突，甚至刺激排外思想和排外行动。例如土耳其国内，尤其是南部临近叙利亚的边境省份社会问题日益凸显，族群冲突、商业纠纷等事件频发。针对叙利亚难民以及商铺的侮辱、砸抢事件和难民迫于生计的偷盗、迫于安全而组织自卫队等现象屡见不鲜。类似的情况在约旦、黎巴嫩都较为普遍。另外，欧洲国家受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受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国内反伊斯兰化运动和反穆斯林情绪均不断高涨，右翼和极右翼党派借机发展壮大。以德国为例，以反移民和反伊斯兰化为宗旨的“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运动在各地迅猛发展，每次游行示威都有几千甚至数万人参加。2015年德国攻击难民营的暴力事件就超过700起。在欧洲，中东难民尤其是叙利亚难民已经成为混乱和负担的代名词，原有各接纳国都在努力控制入境人数，同时鼓励难民离境。

第三，难民的流动也成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分子跨国流动的掩护，增加相关接纳国的安全威胁和反恐压力。难民的流动为恐怖分子进入他国潜伏和活动提供便利，给接纳国的国家安全带去巨大威胁。第一，极端和恐怖分子可以以难民身份为掩护达到通行于欧盟各国的目的，有效避开身份排查。按照申根协定的规定，在欧盟一国获得难民身份证明后即可在申根国家间自由通行。第二，由于难民数量巨大，流动性强，居无定所，从而导致相关国家面对海量人口和信息无法实施有效调查、跟踪或启动逮捕法律程序。

难民问题与叙利亚局势

难民问题与叙利亚的前景亦息息相关。首先，结束战争状态是难民回归的基本前提。随着“伊斯兰国”领土的收复，反恐战争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政府军与反对派的伊德利卜地区、北部库尔德控制区和由叙利亚自由军掌控东部省份间战事仍未停歇。其次，国内政治局势和前景是解决回归的主要因素。叙利亚的政治和解与重建进程缓慢前行，矛盾巨大。叙利亚动乱后，国内政治派系林立，美、欧、俄、土、伊，海湾阿拉伯国家如沙特和卡塔尔争相向叙利亚渗透，寻找和培植代理人。不管是日内瓦会议还是阿斯塔纳会议，叙利亚的政治和解与谈判都没有明显成果。在各大国和战场上分出胜负之前，谈判桌上可以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很小。再次，国内经济社会重建的速度和水平是难民归国的主要考量。国内三分之一的医院被炸毁，全国医生总数的一半是难民，120万间房屋被毁，发电量减少59%，49%饮用水设施毁坏，通货膨胀率上涨超过300%。由于阿萨德政府和俄罗斯、伊朗的关系较为紧密，因此很难在重建进程中获得来自西方，或者美国控制下的国际组织的贷款与投资，与海湾“金主”如沙特、阿联酋等国的多年敌对关系也使得获取其援助和投资的希望渺茫。

正因为如此，2017年上半年有50万叙利亚国内流离失所者和3万周边国家的难民返回家园，但难民对回归总体持观望和犹疑的立场。叙利亚难民问题的解决必然是漫长和充满诸多不确定性的过程，长期滞留国外恐怕将会是难民自然而然的选择和必然的结果。

（本文作者魏亮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