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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全球新冠疫情下对于国际问题和中东问题研究的思考
文章来源:王凤    日期:2020-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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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于我国和全球都是一场大考。之所以是一场大考,主要在于疫情传播速度之快、传播范围之广大大超出人类认知与全球预期。全球各国只有在不断应对疫情的实践中,才能逐步研究它并认识它,进而找出科学的办法来战胜它。就我国疫情防控而言,这些办法不仅仅涉及医疗卫生领域,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不仅受到国家和政府治理能力的影响,还受到基层社区以及民族性格、民族文化等多层面的制约。可以说,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科学决策下,全国医务工作者白衣执甲、逆行出征,舍生忘死,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为武汉和湖北的疫情防控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全国人民的严格自律与积极配合下,尤其是在我们国家强大的实力支撑下,我国在这场大考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2020年4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明确指出我国新冠疫情防控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战略性成果。

然而,伴随疫情在全球蔓延,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日益严峻与复杂。一些国家和政府指责我国应当为疫情的产生以及在全球的传播负责,在全球社会和公众层面也出现了厌华、反华情绪,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极端的反华行为。疫情形势非常严峻的美国首先发难,不仅极力将新冠疫情与我国挂钩,而且试图要求我国用所购买的1万多亿美元美国国债进行赔偿,许多企业还对我国提起了法律诉讼。在此背景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些国家也试图要求我国免除它们的债务作为对它们的赔偿。自疫情初期我国一直帮助其抗疫的个别国家,其卫生官员甚至也提出我国应当对它进行赔偿。还有些国家认为,我国帮助其他国家抗击疫情是在“赎罪”,等等。因此,从国际关系层面看,这不啻为一场重大的国际公共关系危机。对此,我国尚未从思想上、理论上、制度上和行动上做好充分准备,整体上比较被动,应对也比较仓促,各部门实际上单兵作战,没有形成上下充分协调、横向有效联动的有利局面。我国也缺乏一整套成体系的、行之有效的应对理论、应对制度和相应办法。这种严峻而复杂的局面,对于我们国际问题研究人员以及中东问题研究学者,都提出了紧迫的研究任务和新要求。

面临这样严峻的国际形势,以及这场突如其来的国际公共危机,我们应当怎么办?

首先,思想上要正视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在战略上重视这个问题,更要积极应对。这场国际公共危机本质上是由美欧主导的,它来势汹汹,不仅反映在许多国家政府层面,也反映在社会和民众舆论层面。它不仅涉及外交和传播领域,更涉及法律和金融等领域。在其背后,美欧有其重要的战略考量。这是在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属于美国遏制我国的战略组成部分,因此很可能对中美关系、我国的和平发展等带来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就其学科理论而言,它们涉及多领域、多层次,而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与实效性,如果听之任之,很可能逐步系统化和政策化,加大我国化解这场国际公关危机的难度。也就是说,在我国今后的发展中,需要我们积极应对,从战略上和战术上重视这个问题,努力解决并化解这场危机。

其次,从国家层面看,最重要的还是要靠国家硬实力的建设。当前我国面临的这种严峻形势,是由很多复杂原因造成的。就国际环境而言,确实与当前不合理的国际体系相关。当前国际体系总体上一超多强,它会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包括我国、中东等发展中国家,都会产生极大的制约作用。美国和西方在这种国际体系当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硬实力和软实力等多个层面,同时运用各种手段,对其他主权国家进行挑战。要打破这种不合理的国际体系,只能依靠主权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依靠主权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

再者,需要继续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2020年4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他在会上强调,要深化改革、健全制度、完善治理体系,同时善于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与冲击。党中央的这种精神,就突出反映了加强我国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性。短期看,可由我国政府出面组织多学科、多领域专家,包括外语、国际关系、传媒、法律、金融等,对当前严峻形势进行共同研究,科学、冷静、客观地分析这场国际公共危机出现的国内外原因,它的性质与特点,然后拿出解决办法。从中长期看,更应该研究和建立起一整套处理与化解国际公关危机的思想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传播体系、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以及重要的制度体系和配套机制。

最后,从人才队伍建设角度看,我们更需要建设新型的、高端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这种高端复合型人才不仅应当具有外语优势,更应当同时具有其他专业素质与背景,比如国际关系、外交学、国际法、国际金融等涉外专业等。就中东研究而言,高校可以从本科期间建立起相应的机制,能够培养出具有英语和小语种优势,同时兼有其他专业背景的高端人才。这种高端人才因具有英语和小语种优势,可以深入对象国进行学习和工作;还因为具有其他专业背景,也可到各类国际组织进行工作。总之,培养具有雄厚理论背景并能够从事实践工作的国际化高素质人才,可以为我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多层次理论建设和制度建设、进而从容处理和化解国际公关危机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撑。

(本文作者王凤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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