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平等,具体表现为:宗教与改革层面的冲突与融合;"挑战—应战"的相互关系;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性。但文明交往的力量向度与影响取向是双层次的:一方面,作为一场博弈游戏,西方文明变为一种强势文明,而奥斯曼一伊斯兰文明逐渐走向附属地位;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也从西方文明得到不少物质与精神层面的馈赠,如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先进理念。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欧洲的交往在规模、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的土耳其共和国加强与西方交往、并极力推行"脱亚入欧"战略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