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籍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Amin）是当代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家政治经济学家和活跃的左翼社会活动家，目前担任着“第三世界论坛”（ThirdWorldForum）理事长和“替代世界论坛”（WorldForumforAlternatives）主席的职务。阿明在国际左翼思想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近年来他积极参与并领导了世界范围内的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探索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社会运动，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一、阿明思想的主要内容
由于阿明的理论生涯在一定程度上贯穿着批判全球资本主义与探索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主题，因此他的《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即本文所简称的《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危机》《自由主义病毒/欧洲中心论批判》等著作为读者了解阿明的学术思想，尤其是他的资本主义理论、全球化观点和社会主义方案提供了准确、连贯而又简洁、明晰的文本。
1.根据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和特征，阐述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两极分化形态
在阿明看来，虽然世界范围内的区域不均衡发展向来存在，但直到资本主义出现，两极分化才真正具有世界性意义，并且成为现代历史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必然导致两极分化。通过考察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演进过程，阿明论述了现代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连续形态：（1）1500年—1800年间属于重商主义形态。这一时期商业资本集中于大西洋附近的中心国家，也可以说是全球化的“地中海世纪”(王逸舟：《全球化背景下的第三世界——萨米尔·阿明访谈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2期)，它主要是通过开发美洲和奴隶贸易来进行商业资本的积累。（2）1800年—1945年属于所谓的古典模式。它起源于产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形态。这一时期不仅形成了中心国家的核心产业体系，构建了以民族资产阶级国家和国家自我中心体系为两大特征的资本主义基本形态，而且将日本之外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改造为外围国家，从而扩大了外围国家的范围，改变了这些国家参与世界劳动分工的方式。（3）1945年—1990年间，由于外围国家的工业化和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自我中心的国家生产体系的瓦解，上述资本主义基本形态的两个特征不断弱化，表明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5年，尽管世界不同地区的冲突不断，但出现了普遍性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或称为“繁荣时期”；1975年开始进入“危机时期”或称为“混乱时期”，并一直延续到1990年。（4）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体系的均衡状态最终崩溃，出现了以新的两极分化为特征的新秩序或者说“全球无序”。这是因为，与全球生产体系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组织尚未出现，亚洲和拉丁美洲等新兴外围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与全球增长之间没有形成协调关系，非洲等外围国家没有发展出有竞争力的工业体系。
如果说与产业革命时代的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是民族国家的崛起以及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体系和均衡秩序的建立，那么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日益发展，民族国家以及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旧世界体系正在逐渐衰退。究其原因，阿明认为，一个国家在全球等级体系中的地位是由它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所决定的，这种竞争力不能以所谓的“市场客观规律”的标准来评价，而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他进而概括了世界体系的中心区所具有的“五大垄断力”，即技术垄断、对世界金融市场的金融控制、对全球自然资源开发的垄断、媒体和通讯垄断以及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中心区国家通过控制、操纵这五大垄断力量而限定了当前全球化价值规律的运行框架，一方面降低了外围国家生产性劳动的价值，另一方面高估了中心区国家运作新垄断力的预期附加值，其结果就是产生新的两极分化的等级秩序。
2.立足于资本积累的全球化视角，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
自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20世纪80年代喊出“别无选择”（“ThereIsNoAlternative”，简称“TINA”）这一口号以来，它俨然已成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代名词。新自由主义者在世界范围内不遗余力地推广这一话语。他们声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民主制度都是唯一的、最好的选择，是全球化的最终出路。日裔美国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则是对这一主张的全面论述。阿明在书中多处对此作出了回应。首先，阿明辨析了资本主义扩张与发展这两个概念。他认为，资本主义扩张是资本积累的单边逻辑所导致的抽象趋势和历史事实，而发展本质上是意识形态性质的，是指人们按照自由、平等、人类解放或效率等预先设定的标准去评判结果(〔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李智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页)。或者说，“发展的概念是建立在社会计划（不限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计划）、价值取向、世界体系中的国家地位基础之上的”(〔法〕马马杜·阿尔法·巴里等：《萨米尔·阿明谈全球化与“脱钩”》，徐拓编译，《西亚非洲》1998年第5期)。这一看法，体现了阿明对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和意识形态(在《自由主义病毒》一书中，阿明集中批判了自由主义的起源、社会观、准理论依据以及所遇到的挑战（参见〔埃及〕萨米尔·阿明：《自由主义病毒/欧洲中心论批判》，王麟进、谭荣根、李宝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及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话语的拒斥、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等目标的关注以及对于民族国家独立主权的重视。实际上，阿明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扩张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已经表明：资本主义扩张逻辑下的全球化，尤其是它对外围国家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都离发展概念所预设的目标，如充分就业和收入分配平等相距甚远。其次，通过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原因，阿明驳斥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和方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市场开放会刺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最终会使包括工人和底层民众在内的所有人获益。这就是所谓的“涓滴效应”。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逻辑，只需要把国家当作市场来管理，遵循开放市场、自由贸易的原则，减少对资本流动的干预，就能够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此，阿明指出，中心国家凭借五种垄断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和现实有力地驳斥了市场自我调节这一纯粹的自由主义乌托邦。他指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体系；如果没有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内容，它的经济是不可想象的。直到最近，资本主义的扩张都建立在决定再生产和积累的空间同它的政治及社会管理空间之间的一致性关系上：中心民族国家的空间影响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李智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页)他还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其原因主要在于他称之为的“三大事业”“三个子系统”“三种标准模式”或“三大支柱”的因素，即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由于劳资关系妥协而实行的福利国家和福特主义政策、在东方国家实行的苏维埃化以及亚非拉万隆集团中的不结盟国家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进程。这些相互补充的因素都是政治发展的产物，是对资本单边逻辑的抵制，由此而创造的权力关系明显有利于工人阶级。正因如此，阿明批评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组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长期以来实施的政策和新近提出的经济管理方案。他认为，这些国际机构在自由贸易之类的说辞的伪装下，不遗余力地为过剩的短期资本寻找新的替代性投资途径，实际上维持了占主导地位的跨国垄断力量对市场的控制。
3.分析了资本主义危机所激起的回应，探讨了真正能够解决危机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随着资本主义扩张而形成的全球化作为一种不可扭转的必然趋势，已经将各个国家和地区纳入世界性生产体系之中，从而在客观上冲击了民族国家的中心地位和管理功能，也提出了通过国际经济组织重建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迫切要求。但是，正如阿明所指出的，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趋势表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仍然存在。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是指从生产中获得的利润无法转变为有效的赢利性投资形式。“危机产生于资本主义剥削的利润不能找到新的充足而有利的渠道去拓展其生产能力。为了避免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样大规模惨痛的金融体系崩溃现象，需要对危机进行管理，管理的办法包括为过剩的短期资本寻找新的替代性投资途径。”(〔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李智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4页)无论是中心国家所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还是构成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各种国际经济组织根据这一政策而制定的方案，都是为了确保资本赢利的短期逻辑而进行的应急性调整。在阿明看来，这些政策和方案的战略意图都是“管理危机”，是通过“市场”对危机进行管理，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决危机”。他说：“我个人认为，资本主义在不断全球化的空间中进行经济管理，同仍然分割为民族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管理之间的矛盾在不断发展，而资本主义不能克服这个矛盾。可能的出路依然要么是（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要么是野蛮状态。”(〔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李智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21页)可见，在理解与思考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危机及其解决方案时，阿明不仅重视考察资本扩张的单边逻辑与反抗这一逻辑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而且始终关注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书中对下列问题的具体讨论，无一不是围绕这一矛盾来阐述替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社会主义方案的。
（1）在谈到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改革时，阿明回顾并评论了当时提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建议，主张推动“从全球化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的转变的整体实现”(〔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李智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8页)，并且提出了“多中心的区域化”这一替代性图景以及实行这一计划的行动顺序(参见〔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李智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46页)，即所谓的“多中心的世界”框架及其要点(参见〔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李智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1-93页)。（2）对于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兴起的以集体的社会身份觉醒为标志的种族主义，阿明同样从资本积累运动的角度作了分析。他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资本力量侵蚀了民族国家的社会管理能力和政治意识形态体系，其结果是，一旦系统的结构性危机发生，就会伴随以合法性丧失、国家解体、种族运动和宗教原教旨主义为标志的政治危机。他指出，资本主义主导力量采取的危机管理方案是公然操纵种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以及民主，从而分裂外围国家，达到维系强权国家主导地位的战略目标；与此不同，社会主义的全球化替代方案则是“可获得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全球化并赋予它人道的、世界主义特点的方法”(〔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李智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7页)，它继承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传统，通过尊重多样性和统一起来的行动，建设民族的和民众的民主联盟，从而真正解决种族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阿明仍未停止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探索社会主义方案的思考和活动。一方面，他密切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注重联系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他先后发表、出版了《市场经济还是垄断金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内爆》等论著，剖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全球性垄断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普遍化垄断、全球化垄断和经济金融化等重要特征，认为它在政治、社会和生态等方面具有不可持续性，指出其会由于内部矛盾而爆发危机，还设想了资本主义系统性内爆之后世界主要区域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参与策划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SocialForum）逐渐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和霸权主义、寻求另类选择的各派人士交流经验、团结力量的平台。来自亚太地区、欧洲、中东与阿拉伯世界、非洲和美洲的社会运动参与者纷纷汇聚于这一论坛，分享在本国或本地区开展的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等层面的社会运动的经验，研讨农业、石油、水资源、债务危机、贫穷、妇女运动、反战运动、媒体策略和国际法等一系列问题(参见刘健芝、萨米尔·阿明、弗朗索瓦·浩达主编：《抵抗的全球化》（上、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二、阿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释和发展
阿明写作、出版《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的20世纪90年代，正是新自由主义者庆贺资本主义胜利的时期。一时间，诸如“别无选择”和“历史的终结”之类的话语甚嚣尘上。然而，随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欧元区的经济动荡、英国退出欧盟以及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民众抗议和社会运动等都表明，阿明所揭示的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仍然存在，新自由主义的危机管理方案并没有奏效。正如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在该书2014年新版序言中所指出的，阿明在全球政治经济分析理论所经历的三个不同时期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三个时期分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依附理论时期、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世界体系理论时期和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的全球化分析时期。考察阿明思想的渊源和特点，不得不提到马克思主义对其的影响。阿明曾多次在著作和访谈中阐明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自称从17岁时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就没有改变过自己的信念。他说：“早在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社会现实，并坚信社会主义是人类唯一可行的、解决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的方法。”(〔埃及〕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的危机》，彭姝祎、贾瑞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09-110页)即使在一些人把抛弃马克思主义奉为时尚的时候，他也仍然肯定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同时，他认为自己不是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名革命的、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的学院派理论，而是斗争中的人民的理论(参见丁晔：《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3期)。正因如此，在理解、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时，阿明既无意于构建缜密抽象的新颖体系，也不满足于理论本身的简单重释，而是集中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世界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民对资本主义扩张的回应和斗争，积极参与对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相关学说的批判，并由此展开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的阐释与发展。我们看到，在阿明的诸多相关著作中，他对全球化、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方案的思考都奠基于他通过理解与运用马克思主义而构建起来的理论框架，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的继承和拓展。
1.继承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的思路
在考察全球化时，阿明继承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的思路，从资本主义形成、发展与扩张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化及其后果。如前所述，阿明概括了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演进过程。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不仅在逻辑上要求全球化，而且在现实中也实际推行。从最早的重商主义形态开始，资本主义就通过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心国家对居于被主导地位的边缘国家的侵略、掠夺和殖民来扩张自己的版图，从而打破了地域的界限。由于强调近代以来的全球化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所推动的，注重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状来理解全球化，阿明探讨全球化问题的基本视角是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资本积累与扩大再生产。这一视角使阿明的全球化观点区别于其他理论流派。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讨论中，全球化要么被看作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达、市场分工的细化、国际贸易的扩大、资本流动的频繁和文化交流的密切所带来的美好结局，要么因为其导致的环境恶化、社会不平等、私有化和商品化等问题而遭到反对。与此不同，阿明既肯定了全球化作为历史发展趋势的客观性，又分析、批判了近代以来全球化受资本逻辑支配的性质。他辨析了法语中具有“全球化”之义的两个概念：一种意义上的“全球化”（mondialisation）是指人类历史中朝向普及化、一体化和相互依存的客观趋势或客观力量，这一趋势早在现代资本主义以前的古老时代就已经存在，它也指全球范围内不同民族相互联系、不断交往的趋势；另一种意义上的“全球化”（globalisation）是指由占主导地位的资本来调解和利用这一客观趋势所造成的恶果(王逸舟：《全球化背景下的第三世界——萨米尔·阿明访谈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2期)。在考察后一种意义上的全球化时，虽然阿明肯定了资本主义扩张对于全球化的推动作用及其进步意义，但他并不主张盲目乐观地颂扬资本主义扩张及其主导的全球化。他一方面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所导致的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展开了深入分析，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消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两极分化状态的有效方案。
阿明的全球化观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也有所拓展。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性，预见了资本逻辑对经济全球化的主导作用，但他们主要是以西欧发达国家，尤其是以英国为范例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基本规律的。20世纪初，列宁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所揭示的资本集中趋势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阿明则认为，帝国主义是指资本主义对世界的征服，而不是如列宁所说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征服世界，因而资本主义历来就是帝国主义(参见丁晔：《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3期)。可见，阿明是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和征服的意义上来理解帝国主义的，他力图从资本主义演进过程的历史维度上揭示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说：“我长期关注历史唯物主义，尤其关注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和资本主义历史，并从整体上来理解它。”(〔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李智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7页)世界体系理论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在为《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2014年新版撰写的荐语中，也称“萨米尔·阿明的分析以与灵活的理论运用相结合的广博历史知识为基础，为我们理解当前现实提供了必要的坚固基石”(SamirAmin,CapitalismintheAgeofGlobalization:TheManagementofContemporarySociety,London:ZedBooksLtd,2014,Backcover.〖ZW)〗。
2.厘清了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区别
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政策实践时，阿明厘清了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区别，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和批判锋芒。阿明强烈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对资本主义市场运行机制的科学分析、等同于类似自然科学的严格的社会科学。他指出，让社会学科成为像自然科学一样严格的科学，把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与对社会的管理等量齐观，这既是启蒙时期以来现代性观念的产物，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长期以来的野心。毕竟，“资本主义的出现和现代性的出现是唯一也是同一个现实的两个方面”(〔埃及〕萨米尔·阿明：《自由主义病毒/欧洲中心论批判》，王麟进、谭荣根、李宝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80页)。而在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无疑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它认为，理性使人们在市场中自由地结成契约关系，实行劳动分工和产品交换；而健康有序的经济运作要求遵循市场的运行规律和自我调节原则，最大限度地保护私有产权，摆脱各种形式的行政干预，其最终结果将会是国民财富的增加和社会整体的发展。以这种“纯粹”的经济学为基础，自由主义进一步“把社会有效性等同于经济有效性，并把经济有效性与资本的回报率混为一谈”(〔埃及〕萨米尔·阿明：《自由主义病毒/欧洲中心论批判》，王麟进、谭荣根、李宝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5页)，从而充当了维护资本主义体系的意识形态。阿明分别称这种“纯粹经济学”及其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世界为“准科学（para-science）”(〔埃及〕萨米尔·阿明：《自由主义病毒/欧洲中心论批判》，王麟进、谭荣根、李宝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6页)和“神话”(〔埃及〕萨米尔·阿明：《自由主义病毒/欧洲中心论批判》，王麟进、谭荣根、李宝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29页)，因为它们不是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及其历史的真实反映，只是空想的资本主义理论。
与之相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作为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的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即资本主义社会被经济所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受到经济规律的支配。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发现被阿明概括为“商品异化”或“经济异化”。他说：“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和马克思主义以后的（如所谓的新古典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欧洲中心论构念都躲避了经济异化的性质这个重要问题，然而，正是这个问题定义了资本主义。马克思的贡献的核心恰恰是对资本主义进行了这一根本性批判。”(〔埃及〕萨米尔·阿明：《自由主义病毒/欧洲中心论批判》，王麟进、谭荣根、李宝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14页)由此出发，阿明认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起源、一般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超越资本主义的方案等问题都提出了独特且深刻的见解。例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并不与种族或基督教相关联，而是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概念的基础上的；他把阶级斗争看作社会发展的动力，并综合物质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等多种因素来考察社会发展；他所提出的超越资本主义的战略设想是通过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和社会调节而实现的。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阿明进一步指出，在批判资本主义方面，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话语虽然为揭示资产阶级思想中的本质主义、经济决定论和目的论假设提供了一些洞见，但“这些洞见仅仅代表了沿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外围所做的一次思想之旅，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新东西”(〔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李智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1页)。只有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才超出了资产阶级思想的理论视阈，提供了超越资本主义框架的概念工具，因而能够激励人们去探索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
3.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
在探索社会主义替代方案时，阿明在当代坚持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批判精神。阿明虽然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在批判与超越资本主义方面作出的理论贡献，但认为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逻辑，是资本增殖的单边逻辑，他并不赞同。在他看来，整个社会可以分为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多个层面，每一层面都受制于各自特有且彼此独立的逻辑；同时，每一层面在不同社会形态中起着不同的作用。例如，在前资本主义的贡赋社会是政治起主导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起主导作用，而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则可能是文化起主导作用。尽管如此，各种层面不一定互为补充，反而会出现冲突，而现实的历史正是不同层面、不同逻辑之间冲突的产物。冲突的存在恰好体现了人类历史所特有的不确定性，从而赋予人类以自由，使历史区别于受自然规律所支配的其他领域(〔埃及〕萨米尔·阿明：《自由主义病毒/欧洲中心论批判》，王麟进、谭荣根、李宝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33-134页)。阿明所倡导的“次决定论”就是号召人们在不同的逻辑之间进行合理的选择，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各层面的社会斗争来改造社会，而不是仅仅服从某一种逻辑。
在实践活动的设计方面，基于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结构和社会斗争的理解，阿明倡导社会主义长期过渡的方案。马克思在19世纪上半叶对资本主义扩张的看法使得他期待无产阶级革命浪潮迅速到来，但实际上这一期待至今未能实现。阿明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过去和未来所面临的挑战，无论是第二国际理论家，还是列宁和毛泽东，都没有促成世界革命的到来。在阿明看来，由于全球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在全球范围内和在外围社会中都存在着收入的不平等分配，这种双重的两极分化是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规律的表现形式，它通过物质条件的再生产将外围地区的统治阶级与发达地区的帝国主义联合在一起，从而为资本在全球大规模的再生产创造了条件。这意味着开展无产阶级革命、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并非可行的解决思路和方法。所以，他提出了“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长期过渡”(〔埃及〕萨米尔·阿明：《自由主义病毒/欧洲中心论批判》，王麟进、谭荣根、李宝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32页)的观点或所谓的“长期的过渡战略”(〔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李智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5页)，这一观点既反对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欧洲中心论，又不同于第三国际的“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埃及〕萨米尔·阿明：《自由主义病毒/欧洲中心论批判》，王麟进、谭荣根、李宝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32页)。同时，阿明主张将研究的重点从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地区转向外围地区。他建议外围国家采取“脱钩”（delinking）战略。对于外围国家而言，“脱钩”“不是自给自足，而是使外部联系从属于内部发展的逻辑而非相反”(〔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李智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页)。大致而言，它是与建设一个民族的、现代化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的社会计划相关联的，主要取决于外围国家的谈判能力、讨价还价的能力、所拥有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优势以及软弱性或坚强程度(〔法〕马马杜·阿尔法·巴里等：《萨米尔·阿明谈全球化与“脱钩”》，徐拓编译，《西亚非洲》1998年第5期)。可以说，阿明的“次决定论”以及向社会主义长期过渡的方案和外围国家的“脱钩”战略，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在全球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时代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成果；阿明的观点既较为有效地应对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多元化和社会运动多样化的趋势，有利于团结反对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力量，又在两极分化的背景下保持了对外围国家和地区独立自主地位的充分尊重，并阐发了外围地区发展壮大的世界历史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阿明理论的这一特征，他才在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左翼思想界和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中受到广泛的重视与尊崇。
总之，作为活跃在亚非地区的左翼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阿明尤为关切世界经济体系的外围国家和地区的命运，自觉从外围国家和地区的视角，结合丰富的历史资料和现实的反抗运动，重新审视资本全球化的进程及其影响，批判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欧洲中心论。阿明力图通过坚持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批判和替代资本主义的观点，深入思考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形成了独具地区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识运用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和新的阐释，推动了当代国际范围内反抗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
三、阿明思想的偏颇之处
20世纪中叶以来，阿明以其鲜明而坚定地拥护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独具一格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和坚持不懈的社会参与精神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与此同时，对阿明著作和观点的批评声音也不绝于耳。早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科学院的鲁宾施坦等人就合写文章《评萨米尔·阿明的若干论点》，批评阿明关于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不平衡发展实质以及由此而引出的社会主义变革策略等观点，还与阿明展开了论战。此后，有很多学者对阿明的“依附论”“贡赋社会”和资本积累理论等提出了批评。我们也认为，阿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看法和结论的确存在偏颇之处，需要认真辨析。
1.以实证主义裁剪马克思主义
从整体上看，阿明虽然批判了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但却没有跳出实证主义科学观的藩篱，更没有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在阿明看来，一旦将社会学科理解为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就意味着人类能像控制自然那样对社会进行管理，从而摧毁人类的自由。所以，他反对将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社会科学，甚至拒斥“社会科学”的提法。阿明的确认识到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与启蒙时期以来的现代性观念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但是他仍然站在实证主义的立场上来理解科学，并由此完全否定“社会科学”概念，主张以“社会理论”或“社会思潮”的概念取而代之。这正是以实证主义来剪裁社会科学，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误解。
众所周知，实证主义是19世纪受近代自然科学巨大成就的影响而出现的社会理论和哲学思想，法国哲学家孔德最早阐明了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孔德认为，观察和实验事实是一切科学知识的唯一来源、基础和界限，科学以观察到的事实为出发点，通过发现规律，或提出能够接受经验检验的假说，对事实作出有效的解释。他还认为社会同自然没有本质的区别，主张运用实证原则研究动态的社会变迁和静态的社会结构，以重构社会秩序、推动社会进步。孔德之后的实证主义哲学家明确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不讨论经验之外客观事物的存在，以是否能被经验证实或证伪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有意义与无意义的标准。这实际上是把自然科学视为一切科学的范例，把自然科学所具有的客观性、经验证实性和严密的逻辑形式等特点视为判别一切理论或知识体系是否科学的尺度了。在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实证主义由于脱离科学实践的历史，片面强调科学的逻辑形式的意义，后来受到以库恩的范式理论为代表的科学历史主义的诘难。而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对孔德的实证科学观提出过批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既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又离不开对经验材料的思辨考察。一方面，马克思指出：“科学是经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把理性方法运用于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1页)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分析经济形式时主张用“抽象力”来代替“显微镜”和“化学试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强调辩证法对于整理材料、建构理论的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的理解既是唯物的、经验的，又是辩证的、批判的。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还主张从现实的人的对象性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理解科学的对象，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当作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内在环节，深入探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辩证发展的内在法则，并以实践作为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而阿明固守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并以此来理解和评价马克思主义，显然难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无法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来理解和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得失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功过等问题。
2.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发展
阿明在肯定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异化，从而转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的同时，认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马克思传统并没有什么发展，它的方法和经济决定论的方法近似，尤其是对问题的界定方面”(〔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李智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4页)。这无疑抹杀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区别。早在1859年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中，恩格斯就揭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根本区别。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的来源，是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7页)，即它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及其所形成的生产关系出发考察整个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方法论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采用辩证方法，遵循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从商品概念所反映的简单交换关系出发，逐步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脱胎于封建社会而必然会被取代的一种经济形式，而资产阶级经济学采取僵化的、平庸的思维方法，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看作社会生产的永恒形式。此后，在为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所写的书评中，恩格斯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科学地说明了现代社会体系运转的轴心即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由此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从而解决了以往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批评家无力解释的等价交换与资本利润之间的矛盾问题。根据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些规律，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创造了财富与生产力，还创造了反抗压迫并利用财富和生产力为全社会服务的无产阶级。这也就意味着，当资产阶级经济学宣称社会各部分之间利益能够和谐一致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资本家和工人阶级这两大社会阶级，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提出了“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不仅要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要在此基础上研究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普遍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3-154页)。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的开创者从一开始就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历史观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区别和对立，并且力图构建迥异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经济学理论，其目的在于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科学的理论武器。
马克思经济学的这一特点，特别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的独创性，是连琼·罗宾逊和熊彼特这样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都承认的。琼·罗宾逊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中，专门比较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经济分析与现代的学院派经济学。她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向作为资本主义主要批判者的马克思学习，特别是应该学习马克思理论中的扩大再生产图式，即经济增长理论。她说：马克思“主要关心长期动态分析，而这一领域现在大部分均未有人耕耘过”，西方经济学“正统派的学院式分析，对此未有贡献”(〔英〕乔安·罗宾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纪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80页)。在《经济分析史》第2卷中，熊彼特毫不迟疑地将马克思的经济学视为1790年—1870年间一般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一方面，“就纯粹理论而言，必须把马克思看作是一个‘古典’的经济学家，更明确地说，是李嘉图学派的一个成员”(〔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杨敬年译，朱泱较，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8-19页)，因为马克思在价值理论、剥削理论和技术失业理论等纯粹理论工作方面延续了李嘉图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另一方面，马克思的理论又具有不同于李嘉图的特点，它为资本主义过程建立了清晰的模型和进化论的机制(〔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杨敬年译，朱泱较，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0页)。
不仅如此，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经过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努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了理论交锋。英国学者霍尔德和金合著的两卷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较为全面地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1883年—1990年的发展情况，呈现了马克思逝世后百余年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演变、争论和贡献(参见〔英〕霍尔德、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顾海良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英〕霍尔德、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顾海良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阿明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误解，特别是由于他未能进一步揭示马克思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之间的本质区别，所以他在运用马克思经济学考察当代资本主义时难免出现偏差。
3.对第二国际及第三国际的看法有失公允
在谈到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阿明的看法也有失公允。他认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吸收了资产阶级理论的经济学偏见，在决定论观点的诱导下，把‘历史规律’转变成一套同自然科学的必然规律一样不可替代的规律”，它们以社会主义之名“建立一个理性化管理的乌托邦体系，从而抛弃了人类自由的辩证法”(〔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李智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0页)。阿明的这一批评，固然揭示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决定论和机械论等弊病，但其仅仅依据所谓“人类自由”的抽象标准对它们一概加以否定，明显带有独断论的偏见。它忽视和否定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以及它们在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辩证法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等方面的重要贡献。
例如，第二国际理论家结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欧洲社会的新变化，从理论上探讨了有关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问题，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工会、日常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的关系，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帝国主义战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等。时至今日，这些问题对于建设工人阶级政党、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来说仍然十分重要，第二国际理论家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争论也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希法亭、考茨基和布哈林等人以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趋势为出发点，从理论上说明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系列新变化。与此同时，他们分别运用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中关于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观点，形成了对帝国主义的不同理解，从而构建了各具特色的帝国主义理论。在唯物史观方面，第二国际理论家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他们充分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和观念，一方面深入阐发了唯物史观的起源、原理和方法，另一方面运用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开展观念史、家庭婚姻史和土地问题等领域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唯物史观的内容。在辩证法方面，罗莎·卢森堡通过阐发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反驳了当时第二国际中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绝对真理论”的观点，提出了总体性的辩证法。
第二国际理论家在上述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也得到了思想史家，如弗兰尼茨基（PredragVranicki）和科拉科夫斯基（LeszekKolakowski）等人的重视和肯定。弗兰尼茨基在其《马克思主义史》中将第二国际时期看作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分别论述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和俄国的发展。科拉科夫斯基则在其《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中称第二国际为马克思主义的“黄金时代”，并且用大量篇幅讨论了考茨基、卢森堡、伯恩施坦、让·饶勒斯、拉法格等人的思想。至于以列宁为代表的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帝国主义理论、辩证法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等方面的理论创新，向来为人们所公认，更是无须赘言。虽然某些第二国际理论家的修正主义观点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理解与对待马克思主义方面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并不能因此就断定第二国际理论家完全接受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偏见。实际上，第二国际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理论争论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视野，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还成为列宁主义产生的重要背景。
4.对苏联的批评不够全面、准确
同样，阿明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批评也不够准确。虽然他充分肯定了苏联国家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的三大原因之一，但是在他看来，“相比于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关系，苏联意识形态更为接近资产阶级的思潮”(〔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李智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0页)。他还称苏联实行的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计划”(〔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李智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页)，“苏联通过一个相当类似于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积累战略来追赶西方国家，不过，它避免了来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约束，在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国家中，该计划通过国家所有以及把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在新资产阶级（这是共产党的术语）手中来进行管理”(〔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李智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页)。实际上，苏联共产党在20世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苏联的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对在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难的探索。虽然苏联社会主义所实行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有很大的弊病并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它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更不能否定这一模式的社会主义根本性质。苏联在政治上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在经济上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相结合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思想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确立了无产阶级思想的主导地位。经过短短的70年时间，苏联就建设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强国，还领导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和整个世界的格局。苏联这些成就的取得，无疑都离不开其社会主义制度的有力保障。因此，我们应该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全面的、历史的分析，应该把它看作人类历史上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第一个试验，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和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而不应像阿明这样简单地评判和否定。
总之，阿明阐述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两极分化形态，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探讨了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由此继承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的思路，厘清了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区别，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与超越思想。不过，他的一些观点也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阿明提出的一些问题和挑战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我们有必要吸收阿明的合理思想，明辨其中的缺陷和不足，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
参考文献：
[1]〔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高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
[2]〔埃及〕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的危机》，彭姝祎、贾瑞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3]〔埃及〕萨米尔·阿明：《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沈雁南、彭姝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4]〔埃及〕萨米尔·阿明：《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爆》，黄珏书译，《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3期。
[5]〔埃及〕萨米尔·阿明：《自力更生与新国际经济秩序》，赤宇译，《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第3期。
[6]张雷声：《试论阿明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3期。
（作者简介：汪信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