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和社会形态学说, 从社会生产关系出发, 将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阶级划分的根本标准, 进而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关系等进行了全面分析, 特别是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由此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伴随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历史演变和发展, 尤其是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知识经济的变革,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维度对传统的阶级概念作出了新的阐发, 其理论虽富有启发, 但又存在诸多误读和缺陷, 应当予以辨析, 以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及意义。
经济视阈中的阶级分析方法辨误
分析派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罗默认为,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 “阶级是指一个群体, 这一群体的全体成员以相似的方式同劳动过程相联系。”[1]阶级被定义为所有那些大体上拥有相同数量财富的人的群体。为此, 他提出了关于阶级划分的“阶级—财富对应原理”。把生产者 (当事人) 的阶级地位与其财富相联系, 即按财富划分阶级。但是, 阶级与财富之间的选择关系不是一种最初假定的关系, 阶级关系的形成是作为经济活动的结果而出现的, 没有经济行为以及市场条件, 阶级的划分仍然是一种抽象的假定。换言之, 人们的阶级地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 是在财富的约束下作出的, 即在既定的初始资产的前提下寻找最优化的行为结果。在财产私有制和市场化社会里, 由于人们所拥有的生产要素不同, 拥有财产的人选择了雇佣别人劳动, 而只拥有劳动力禀赋的人只能选择受别人雇佣, 于是社会成员出现了阶级地位的高低之分。这样的解释, 与马克思基于经济关系的阶级概念的内涵还是一致的。不过, 对于生产与市场在阶级形成中究竟谁起着决定作用, 罗默却含混不清, 这是他的一个缺陷。实际上, 严格地说, 阶级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利益共同体, 它的故土在生产而非市场。阶级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 而非只是一种交换关系。诚如埃尔斯特在评价罗默的观点时指出的:“在某种意义上, 阶级应该根据人们不得不做些什么, 而不是根据他们实际上做什么来区别。”[2]
与罗默有所不同的是, 赖特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以剥削为核心, 即阶级是关系性的, 这种阶级关系是对抗性的, 对抗来源于剥削, 剥削基于社会生产关系。阶级不能被简化地定义为某种职业分类, 而是一种社会关系, 是指一种控制资本和决策以及他人和自己工作的社会关系。各阶级只能根据他们与其他阶级的关系才能定义。阶级对立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是剥削, 剥削不仅仅是一种不平等, 而且是产生不平等的一个基础。剥削阶级总是能够凭借一种生产关系对被剥削阶级的剩余劳动进行无偿占有。然而, 以剥削进行阶级划分也是存在缺陷的, 因为虽然剥削是阶级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 但是剥削却不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一方面, 阶级既表现为一种具有剥削性的经济关系, 同时也表现为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另一方面, 正如有学者所说:“凡剥削都是对他人劳动的占有, 但对他人劳动的占有本身不一定都是剥削。”[3]例如, 一定历史时期政府组织人们自愿地为他人和社会提供无私的帮助或援助, 这不是剥削, 而是一种义务性奉献。所以, 赖特对此加以了补充说明, 以阶级的经济剥削以经济压迫作为前提条件, 这就是说, 阶级是基于社会生产方式而作出的一种社会集团划分, 是建立在生产资料所有权基础上的社会制度的产物。
为了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 赖特对社会资本的形式及其剥削的机制进行了扩展和延伸, 从而对社会阶级结构重新作了解释。在赖特看来, 剥削虽然是马克思阶级概念的核心范畴, 但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所作的阶级结构两极化的划分模式, 难以解释当今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多极化”的特点。在他们看来, 当代西方国家在传统工人阶级之外出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新中间阶级”。这个新中间阶级与传统的中间阶级既存在相同之处, 因为他们都不占有物质生产资料并处于受雇佣地位, 甚至要服从资本家的支配;但他们与传统的中间阶级也存在不同之处, 因为相对一般的劳动者而言, 他们能够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 甚至对其他工人具有一定的支配权, 或具有劳动的自主性权利。就是说, 随着技术性工作和白领工人的增多及其地位和作用的上升, 由专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新中间阶级”, 是当今发达国家社会和阶级结构划分中的新问题。那么, 如何来看待这个“新中间阶级”的阶级属性呢。对此,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新小资产阶级”“新工人阶级”“管理阶级”“新中间阶层”“中产阶级”等多种多样的观点。而赖特认为, “新中间阶级”的以上阶级划分都不是令人满意的, 因为这个阶级实际上分享了几个阶级的特征, 因而是处于“矛盾地位”的矛盾阶级。为此, 他依据“物质资产”“组织资产”“技术资产”的类型构建了三种剥削形式和机制, 并划分出“资产阶级”“矛盾阶级” (新中间阶级) 和无产阶级三大基本阶级。认为“新中间阶级”因为他们拥有组织资产或技术资产而获得剥削收入, 使他们与工人阶级区别开来。然而, 我们认为赖特虽然强调了剥削是阶级关系的核心要素, 但他对剥削范畴的一般化处理, 以及以经济收入为标准的阶级划分并没有抓住阶级概念的所有制本质。尤其是技术资产剥削的概念难以成立, 因为通过“按劳分配”使贡献大者获得较高的报酬与阶级剥削不能相提并论。因此, 所谓的“新中间阶级”, 虽然在劳动方式上以脑力劳动为主, 而且社会地位和工作薪酬有了提高, 但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来说仍是“总体工人”的一部分。
那么, 对于当代社会的失业群体又如何进行阶级划分呢?分析派马克思主义学者范帕里斯认为失业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严重问题。这种情况用标准的阶级理论无法仔细分析。在他看来, 工作也是一种财富, 给人们带来了不同的生存机会, 大量存在的失业者和就业者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他在物质资产、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的基础上, 将工作财产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认为相对于失业者而言, 工作也是一种财产。工作财产的不平等分配所产生的物质利益的不平等比资本的不平等分配所产生的物质利益的不平等还要严重。据此提出了工作 (职位) 剥削, 即如果“工作财产”平均分配, 会使一些人状况改善, 另一些人状况变糟, 那些状况恶化的人便是剥削者, 那些状况变好的人是被剥削者, 这就在原来基础上又增加了另一种以工作剥削为基础的阶级划分。在当今的福利资本主义国家, 以就业和失业来进行新的阶级划分“已经比资本家与工人的标准划分更重要。”[4]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阶级划分依据的是生产关系, 揭示的是阶级处境、阶级结构之间的对应联系。而范帕里斯把工作看作是一种资产, 并进行社会阶级划分, 但实际上这是阶级结构中的阶层分析, 误读了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他把就业者与失业者对立起来, 归属于两个阶级, 不仅掩盖了劳资矛盾, 而且肢解了无产阶级这个利益共同体, 这是对阶级划分标准的错误运用。失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范帕里斯注意到这个问题并试图用阶级分析方法去看待它, 是值得称赞的。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 多数就业者和失业者都承受着资本家的剥削, 他们都属于无产阶级, 只有随着“标准划分的阶级”消灭, 失业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用就业和失业进行阶级划分掩盖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主要矛盾, 遮蔽了阶级产生的制度根源。因此, 理论上不科学, 实践上也不可取。
政治视阈中的阶级分析方法辨误
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 那么, 作为经济关系产物的阶级与政治是否存在关联, 进一步说, 能否从政治维度进行阶级划分呢?希腊学者普兰查斯认为, 在确定社会阶级时, 经济地位虽然具有决定性作用, 但政治和意识形态也起着重要作用。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无论什么时候在分析社会阶级时都远非把自己仅仅局限于经济标准, 他们都明确谈到政治标准和意识形态标准。”[5]社会阶级是按照它们在整个社会实践中的地位, 即它们在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在内的整个劳动分工中的地位决定的。比如,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 把没有自己阶级意识和政治组织的小农, 看作一个自在的阶级, 而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他说:“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 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 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 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 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6]。马克思的意思是, 阶级划分的基础是从经济领域开始, 但一个阶级是否形成还要看他们的阶级意识怎样, 看他们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如何。
这就是说, 政治是阶级形成的重要因素, 同样也是阶级分析要考量的要素和维度。马克思强调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在阶级划分中的意义, 但没有因此否定经济的决定性作用。经济方面的最后决定作用、最经常地通过政治的有时甚至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支配作用反映出来, 这决定于政治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和职能。一种生产方式中的社会阶级, 尤其“大众政治”地位决定的阶级, 表明经济组织的最后决定作用, 在这里表现为它的政治组织的支配作用。马克思在进行阶级划分时, 不仅注意到人们的经济地位而且注意到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意识形态。在马克思那里, 决定人们阶级归属的, 首先是生产关系, 看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其次是政治归属, 看他们在整个社会中, 是站在何种阶级立场上, 代表哪个阶级说话, 是否有自己的组织。因此, 普兰查斯认为:“既然一个阶级在一个社会形态中看来只是实际存在于政治方面, 所以当一种社会形态的阶级在政治上组织成为一个‘独立的’党派的时候, 它这才作为一个不同的阶级而存在。”[7]
决定阶级状况的不仅是经济关系, 而且还包括政治关系, 尤其是国家权力的占有和分配。一些西方学者认为, 现代社会的某些阶级不能用传统的经济标准去确定, 而应该用权力标准去确定。阶级冲突的基础不在于生产关系方面, 而在于社会内部的权力在各个方面的分配不平等。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在《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一书中, 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权力阶级理论。认为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正在向以权力政治为中心的社会转变。权力的不平等分配是社会冲突的根源。从非阶级的“准群体”发展到阶级的“利益群体”, 是产生社会冲突的现实基础。任何社会组织都是一种强制性协调的联合体。社会组织内部的不同位置具有不同的权威和权力, 这种不平等的权威和权力分布产生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种角色类型。阶级涉及的是权力, 阶级的基础是与地位有关的权力差异。他强调西方社会仍然是阶级社会, 具有决定意义的“真正的服务阶级”, 即公务员、国家和私人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成员已取代传统的贵族、大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阶级的统治角色, 成为拥有最多的权力资源的统治阶层。
达伦多夫强调政治权力资源是社会分层中最重要的资源形式, 它决定了其它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他以权力资源划分社会阶级结构, 其理论成为20世纪后期以权力政治为中心的社会分层的来源, 其对社会结构整体变化的描述也非常具有代表性和概括力。他也表明, 在进行社会阶级分析时, 政治权力是一个需要考量的重要方面。但是, 达伦多夫把现代社会中的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分开, 看作是两个阶级。这实际上割裂了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统一的原理。如果把政治权力与利益关系割裂开来, 就无法理解权力的阶级性质, 也不能把握阶级关系蕴含的支配关系和控制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 以政治权力为标准单独划出一个统治阶级, 又以经济关系为标准单独划出一个剥削阶级, 就否认了“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8]这样一个事实。因此, 经济是划分阶级的基础, 政治权力为经济利益服务, 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能更好地作出解释。权力的阶级性质取决于国家性质, 而国家以市民社会为基础。因此, 按照人们是否拥有“权力”来划分阶级, 不够全面, 关键是要看权力的经济基础, 代表谁的利益、为哪些阶级服务。
文化视阈中的阶级分析方法辨误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知识、技术、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现, 科技知识分子逐渐成为社会结构的中心。在这一情形下,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以“知识资本”“文化资本”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最早提出了“知识资本”这一术语。认为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已经代替经济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谁拥有最重要、最稀缺的生产要素, 谁就掌握了社会权力。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知识和技术越来越专门化且至关重要。这样, 包括科技人员、管理者、专家等拥有专门知识的专业技术结构阶层, 便替代资本家成为下一代的掌权者。资本家阶级由于缺乏管理企业的专门知识, 已无法真正控制企业。知识已成为新的资本。“知识阶级”因为掌握了知识资本这一具有非经济因素的优势, 继而控制了当代社会的权力。
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称当代社会为“后工业社会”, 把知识作为划分阶级的基础[9]。在后工业社会, 新的精英人物的兴起不是建立在财产上, 而是建立在教育、专业知识、个人素质和熟练技术上, 这种新的精英人物是“知识阶级”或“专业技术阶级”。知识和技术既是后工业社会的中轴, 又是一种基本的资源。知识阶级在社会中取得的权力, 不是通过经济途径, 而是依靠教育及掌握知识和技术。在知识技术中轴原理的作用下, 知识本身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理论知识处于社会中心地位, 新的社会权力基础从财产标准或者政治标准转移到知识标准。原先在工业社会中处于统治地位的企业家, 不得不让位于掌握新的智力、知识、技术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等。由于知识居于社会中心地位, 产生了科技阶级与非科技阶级的分野。以知识而不是以财产为基础的专业阶级是新兴社会的主要阶级。
与“知识资本”相似的是“文化资本”的阶级划分。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正悄然维护着社会等级结构, 正在变成越来越重要的新的社会分层基础。他把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类型。其中, 经济资本是指物质财产和金融财产, 社会资本是指依靠群体中的成员资格使社会资源增长的本钱和能力, 文化资本是指人们所占有的稀有符号商品、技能和名誉地位, 即代代相传的文化知识、技能、具有文化价值的财富。由于对文化资本的占有不同, 人们在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阶级习性。同样, 习性对阶级产生塑造作用。阶级不只是依据个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界定的, 而是依据与那个地位具有日常关系的阶级习性界定的。所以, 阶级就是“具有相同习性的生物性个体”组成的群体[10]。社会阶级是具有相似的生活机会与心理倾向的社会群体。人们所生活的环境与其内在的品味是相对应的。阶级即是在社会空间里位置接近的人, 他们具有相同的生活境况, 也具有相类似的秉性。
根据人们在社会空间中占有的资本总量以及所从事的职业, 布尔迪厄将阶级划分为上层阶级、中间阶级和普通阶级三类。随着社会结构层次的复杂化, 决定阶级的因素已变得多元化, 任何单一因素都已无法作为划分阶级的唯一依据了。不过, 在其进行阶级划分的三种资本中, 文化资本对于经济资本的独立性只是相对的。实际上, 拥有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并不能够构成一个完全独立的阶级。在每一个社会, 知识分子作为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特殊社会阶层, 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服务于某个阶级, 并依附于一定的阶级, 成为社会阶级类型的一部分。因此, 与其说“知识分子新阶级”, 不如说是某个“阶级的新知识分子”更为贴切。
这样, 美国社会学家古德纳提出“文化资本是新阶级的经济基础”的观点, 同样也是匪夷所思。在他看来, 新阶级之所以是新的阶级, 在于它既不同于旧的工人阶级, 也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但却具有两者都没有的特征。它不是旧的资产阶级, 却是一个新的文化资产阶级, 资本是私有化的文化。它不同于旧的无产阶级, 而是利用自身的特殊知识来增加利益和权力, 控制自己的工作环境。这个“知识分子新阶级”是现代社会中最进步的力量, 因为受到资本的异化, 而有望取代传统工人阶级成为新的解放人类的统治阶级。本文认为, 文化资本属于精神性资产, 经济资本属于物质性资产, 前者依赖于后者, 后者却可以不依赖前者, 知识状况可以反映个人的身份以及劳动能力, 却不能决定生产状况以及社会关系。我们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物质生产、文化、阶级之间的内在联系。社会阶级是在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利益集团、政治行为主体, 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具有制约性, 经济基础对于政治和文化的上层建筑具有最终决定意义。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1]物质的社 (下转第21页) 会关系决定政治的思想的社会关系, 社会阶级虽然也表现为一种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 但它的故土在经济生活中。因此归根结底, 阶级还是经济范畴, 由社会经济结构及其社会地位状况决定的利益联合体和政治行为主体。以知识资本、文化资本为标准进行阶级划分, 实际上都没有真正把握阶级概念的本质以及阶级关系的实质, 与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的本意也不相符。
参考文献
[1]罗默.在自由中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5.
[2]JON ELSTER.Making Sense Of Marx[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324.
[3]王学典, 牛方玉.唯物史观与伦理史观的冲突:阶级观点问题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0:28.
[4]余文烈.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3:153.
[6]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113.
[5][7]普兰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64-65.
[8]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27.
[9]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高钻,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361.
[10]PR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375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663-664.
（作者单位：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思政部）
来源：《理论月刊》 201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