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27日, 安东尼奥·葛兰西在法西斯的监狱中与世长辞。在其逝世至今的80年里, 国内外学界先后对其留下的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进行了研究, 且呈现出不同特点。

一 国内葛兰西思想研究的阶段性和争议性

国内学界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起于1953年《世界知识》杂志翻译发表的佐凡尼杰·曼尼托的《我们的陶里亚蒂》一文, 借助陶里亚蒂的回忆, 国内学界开始接触葛兰西。1957年葛兰西逝世20周年之际,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由黄荫兴翻译的《葛兰西的生平》一书, 让中国读者进一步知晓了葛兰西。但在随后的20世纪60、70年代, 由于国内的政治形势, 葛兰西思想研究陷入一片空白。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 葛兰西思想研究才得以兴起。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 国内葛兰西思想研究持续升温。2000年以后, 葛兰西思想研究开始进入繁盛期。葛兰西思想研究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不仅反映在图书出版方面, 在相关学术论文、译文、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研究侧重点等方面也有所体现。

(一) 图书出版

首先, 葛兰西生前著作中文译本相继出版。例如《狱中札记》 (葆煦译, 人民出版社, 1983年) 、《论文学》 (吕同六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年) 、《实践哲学》 (徐崇温译, 重庆出版社, 1990年) 、《葛兰西文选》 (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研究所编译, 人民出版社, 1992年) 、《狱中札记》 (曹雷雨、姜丽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 、《现代君主论》 (陈越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年) 、《狱中书简》 (田时纲译, 人民出版社, 2007年) 、《火与玫瑰》 (田时纲译, 人民出版社, 2008年) 。上述译著分别根据俄文、意大利语翻译而来, 为国内学界研究葛兰西思想提供了必要的文本依据。

其次, 研究性专著相继出版。1987年, 求实出版社出版了毛韵泽的《葛兰西——政治家、囚徒和理论家》, 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葛兰西的专著。其不仅较为详尽地介绍了葛兰西的生平, 而且结合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教训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 对葛兰西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研究。随后国内一批年轻学者先后出版了《文化霸权理论研究》 (孙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 、《实践哲学与霸权——当代语境中的葛兰西哲学》, (仰海峰,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 、《葛兰西与文化研究》 (何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 、《批判的位移——葛兰西与文化研究转向》 (周兴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 (潘西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 、《葛兰西》 (倪力亚,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4年) 、《葛兰西历史主义思想研究》 (孙宜晓,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3年)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从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的视角》 (李金勇,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5年)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及其话语路径研究》 (叶惠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 等。这些年轻学者的加入, 为国内葛兰西思想研究注入了新锐力量, 极大地推进了国内葛兰西思想研究的进程。

第三, 一批国外学者的研究性专著翻译出版。例如: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 (吴高译, 人民出版社, 1983年) 、詹·约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 (郝其睿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 、詹·约尔:《葛兰西》 (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2年) 、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主编:《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 (黄华光、徐力源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 、斯蒂夫·琼斯:《导读葛兰西》 (相明译, 重庆出版社, 2014年) 。上述译著沿着历史发展脉络, 对葛兰西的生平、革命活动、重要思想进行了梳理、研究和评述。不同的学术背景、研究视角和写作方式, 为国内葛兰西思想研究拓展了视野。

(二) 相关学术论文、译文、学位论文不断涌现, 且争议不断

随着国内学者对葛兰西思想兴趣的不断增长, 与葛兰西思想相关的学术论文、译文、学位论文不断问世, 且不乏论争之处。

其一, 在葛兰西思想研究的兴起时期,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 国内葛兰西思想研究尚处于概述、介绍的阶段。虽说这一阶段少有论争, 但是学者们对葛兰西思想术语翻译、对葛兰西本人及其思想的不同定性却为后来的诸多争议埋下伏笔。例如关于意大利术语“egemonia”的译法。毛韵泽在先后发表的《安东尼奥·葛兰西》 (《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狱中札记》 (《马克思主义研究》1984年第1期) 中, 率先将“egemonia”翻译成“领导权”。国内葛兰西思想研究早期的大多数学者对此持赞同态度, 这一译法为2000年后有关这一术语的中文译名之争提供了文本依据。

这一阶段的学术论争主要集中于葛兰西本人及其思想的定性方面, 即是否应该把葛兰西归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思想是属于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等展开。针对当时国内学界有些文章, 直至某些大部头论著, 如《保卫唯物辩证法》 (徐崇温, 人民出版社, 1980年) 、《“西方马克思主义”》 (徐崇温,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年) 将葛兰西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 将其哲学思想定性为反对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并加以批判的做法, 一些较早从事葛兰西思想翻译和研究的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予以反驳。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田时纲的《葛兰西与唯物主义》 (《社会科学》1984年第12期) 、《论葛兰西哲学思想的倾向性》 (《哲学研究》1984年第9期) , 其认为从自然观上看, 葛兰西从未把自然看作精神的产物, 而是坚决批判唯心主义自然观。从葛兰西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看, 他实际上奉行的是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因此从本质上整体上看, 葛兰西决不反对唯物主义。郑楚宣在《葛兰西“实践一元论”和“绝对历史主义”试析》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5年第1期) 一文中, 借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理论演变的梳理, 强调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和“绝对历史主义”是为抨击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用“进化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 在纠正普列汉诺夫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旧唯物论而提出来的, 是在辩证法、认识论层面使用的, 不应在本体论意义上将其错误定性为唯意志主义。敦庸也在《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吗?》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6年第2期) 一文中, 借助对葛兰西同卢卡奇、柯尔施相关哲学思想的比较, 肯定了葛兰西哲学思想的唯物主义性质。至今这些议题仍热议不衰。

其二,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 葛兰西思想研究处于升温期。这一时期, 国内学者对葛兰西思想研究的领域逐步拓展到包括哲学、政治学、党建、文学在内的诸多领域, 内容涉及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市民社会、领导权思想、政党建设、大众文化思想等。其中, 有关葛兰西市民社会与国家学说、领导权思想逐渐成为国内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代表性的文章有:何增科先后发表的《葛兰西和市民社会的概念》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3年第2期) 、《葛兰西市民社会思想述评》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3年第2期) 、《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 (《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 陈炳辉的《试论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 (《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2期) , 陈燕谷的《文化领导权与社会主义》 (《瞭望》1995年第l9期) , 郑楚宣的《葛兰西的“总体性政党”理论》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7年第1期) , 张谦的《试论葛兰西的建党理论特色》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8年第1期) 。此时国内学界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对其自身内容的阐释与介绍, 二是逐步将葛兰西思想同国内现实问题相结合, 但总体来说, 此类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

这一时期学术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性质的判定方面, 并且在短时间内反复交锋, 可见当时论争程度的激烈。这一论争起于徐崇温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将实践哲学描述为一个对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一元论”。随后, 李惠斌在《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理解》 (《光明日报》, 1989年7月17日) 一文中, 批评了徐崇温的提法, 认为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深刻理解。针对李惠斌的论断, 陈志尚在《不要用葛兰西曲解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89年第12期) 中提出商榷, 强调马克思的哲学是辩证 (历史) 唯物主义, 不是葛兰西所理解的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实践主义”。葛兰西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歪曲”。随后徐崇温在《实践唯物主义不是唯实践主义》 (《哲学动态》1989年第10期) 一文中, 反驳了李惠斌的观点, 强调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不是唯实践主义, 重申了对葛兰西“实践一元论”的否定。胡义成在《为葛兰西一辨》 (《人文杂志》1990年第3期) 一文中, 与徐崇温、陈尚志、李惠斌商榷, 认为把葛兰西哲学判为“实践一元论”, 是在总体上无视葛兰西哲学的论域及其基本思路的结果。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是葛兰西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论证其“领导权”理论体系的一种历史哲学, “实践哲学”本质是对唯物史观原理的应用和发挥。至今有关这一话题的讨论仍不绝于耳。

其三, 2000年以后, 葛兰西思想研究开始进入兴盛期, 并且呈现出点面结合的特点。一

方面, 国内学者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全面铺开。既有宏观上对葛兰西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 也有微观层面分学科领域的具体考察。例如, 在哲学领域主要围绕葛兰西实践哲学, 就实践哲学的性质、实践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实践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实践哲学的人类学主题、实践哲学的认识论及现实意义、实践哲学的政治旨趣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在政治学领域主要就葛兰西所提出的“完整的”国家学说、市民社会的文化转向、文化领导权 (文化霸权) 思想、阵地战策略、总体革命观、知识分子、党的建设、社会治理等方面展开广泛探讨。在文学领域主要就葛兰西的大众文化观、语言学、美学等方面进行研讨。与此同时, 比较研究也涌现出来。既有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相关思想的比较, 也有同毛泽东、瞿秋白思想的比较, 还有同西方马克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及其学生普兰查斯、“新葛兰西主义”的代表拉克劳和墨菲、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等相关思想的比较研究。上述研究旨在比较中突显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创新, 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演变过程中的“转向”。

另一方面, 国内学者将葛兰西思想同国内现实问题相结合, 重点研究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具体包括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构与维护、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党建工作、对和谐社会的建构、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启示。力求在全面理解和把握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精髓的同时, 与时俱进地挖掘葛兰西思想的时代意蕴。

随着国内“葛兰西热”的持续升温, 这一时期学界也存在不少论争。除了延续之前对葛兰西自身及其哲学思想性质的争议外, 论争主要涉及葛兰西思想术语的翻译方面。例如, 就意大利术语“egemonia”或英文“hegemony”的中文翻译的争议。徐崇温、田时纲、陈燕谷等人主张采用“领导权”的译法, 曹雷雨、姜丽、曾枝盛、周凡等人主张用“霸权”取而代之, 孙晶、张其学等人主张译为“文化霸权”, 俞吾金、陈学明等人主张采用“文化领导权”的译法。另有对“organic intellectual”的中文翻译之争。国内大部分学者采用了“有机的”知识分子 (有机知识分子) 或“有机的知识界”的译法, 但俞吾金认为这是不妥的, 主张应译为“有组织的知识分子”或“ (被) 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至今大家对此仍各执一词, 莫衷一是。

二 国外葛兰西思想研究的多样性和广泛性

葛兰西作为“当今欧洲公认的20世纪最早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 其思想的国际影响力是巨大的。较国内葛兰西思想研究的现状而言, 国外学者对葛兰西思想研究和交流起步较早, 形式较广, 研究较深入。

首先, 从研究时间来看, 国外学者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1938年, 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鲁杰罗·格里埃科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在巴黎主编出版了《纪念葛兰西》的文集, 开启了对葛兰西思想研究的先河。1946年, 葛兰西的书信首次发表。1947年, 葛兰西书信获得了意大利较为重要的维拉吉奥奖, 葛兰西随之引起了世人的关注。系统梳理与回顾可以发现, 近80年来, 国外葛兰西思想研究大致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 自1938年到1960年代。这一时期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意大利, 人们主要是从政治视角关注葛兰西思想对党的理论建构的基础性意义。第二阶段, 自1960年代到1990年代。葛兰西思想开始在西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也是在这一时期, 葛兰西思想研究得以在英语界传播与开展。第三阶段, 自1990年代至今, 一些学者在后现代语境中来理解葛兰西, 议题也更为广泛。[1]

其次, 从研究形式来看, 国外葛兰西思想研究呈现多样性。在图书出版方面, 除了葛兰西著作、文献的英文版陆续翻译出版外, 葛兰西狱中书信的法文、西班牙文、德文、日文、葡萄牙文和中文版相继出版, 极大地促进了葛兰西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此外, 一些研究性著作也不断面世。目前国内已先后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外学者的研究性专著 (参见前述国内研究图书出版的第三部分内容) 。在此尤为值得推荐的是《导读葛兰西》这本书。作者从当代的典型问题入手, 采用一种通俗浅白, 甚至充满趣味性的讲述方式, 较为详细地覆盖到了葛兰西思想中的每一个关键点, 为理解葛兰西架设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系统框架, 并试图在葛兰西的文字中找寻关键思想诞生的轨迹。这不仅有助于那些初次与葛兰西相遇的读者们迅速了解葛兰西思想的概貌, 也为葛兰西思想研究注入了时代感与活力。

除了著书立说之外, 国外葛兰西思想研究还采取了多种形式。例如葛兰西文献资料在线数据库的建立。20世纪60年代, 美国葛兰西研究先锋人物约翰·M.卡特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葛兰西文献电子数据库, 这一数据库后来交由葛兰西基金会负责, 并于2005年实现了葛兰西著作文献的在线获取。这些文献为葛兰西思想的国际研究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渠道。再如颇具影响的葛兰西思想国际研讨会的连续举办。近年来, 意大利、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先后召开了葛兰西思想国际研讨会 (1958年、1967年、1977年、1987年、1989年、1997年、2007年) , 有效地推动了葛兰西思想的国际化。据悉, 2018年5月18—20日, 以纪念葛兰西逝世80周年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将在意大利召开, 届时来自世界范围内的葛兰西思想研究者将共聚一堂, 以学术研讨的形式缅怀这位革命先驱。此次会议的召开必将极大地促进葛兰西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交流。

第三, 从研究广度与深度来看, 国外学者对葛兰西思想研究的议题较为广泛, 内容涵盖政治学、哲学、文学、社会学、语言学等诸多领域。不仅有关于葛兰西生平、事迹的传记, 也有对葛兰西具体思想的研究。在哲学方面主要关注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思想、意识形态理论;在政治学方面主要关注葛兰西国家理论、“领导权”思想、工人阶级政党建设以及政治民主理论的研究。近年来国际学界对于葛兰西思想的研究呈现新的趋向, 不再拘泥于对葛兰西著作、思想的考证与论争, 而是更多地将葛兰西思想与现时代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用葛兰西思想来分析当代社会的各种问题。例如在全球化背景下, 试图从领导权的视角, 拆解葛兰西的思想;沿着政治、文化和社会理论的思想脉络, 寻求葛兰西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运动轨迹;以“葛兰西已死”为名, 研究新社会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等, 在彰显葛兰西思想的生命力的同时, 力求从中找寻解决现实问题的灵感方案。

三 葛兰西思想研究应注意“总体性”和“历史性”

借助对近80年来国内外葛兰西思想研究的回顾不难发现, 国内外葛兰西思想研究存在一些共性的地方:注重葛兰西著作文献的翻译与出版;分学科领域研究葛兰西的具体思想;把葛兰西思想遗产与本土实际相结合, 从中汲取解决现实问题的灵感和启示;注重葛兰西思想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演进中的“转向”作用研究, 等等。但国内外葛兰西思想研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一是缺少从“总体性”视角对葛兰西思想的整体研究;二是缺少“历史性”, 特别是缺少从国际共运视角系统梳理和反思葛兰西对意大利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与革命实践。上述两点正是今后从事葛兰西思想研究时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 总体性

首先, “总体性”是一种研究方法。由于葛兰西的思想遗产大多是在狱中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思考和探索的, 为了躲避监狱当局的检查, 葛兰西只能使用晦涩的语言, 采取写备忘录而非结构严谨的文章或著作方式来记录自己的思想。这种方式不仅不能完整准确地表达葛兰西自身思想, 反而使其思想出现前后矛盾或者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如若不能从“总体性”研究视角考察, 极易造成对葛兰西本人及其思想的误读误判。

其次, “总体性”也是葛兰西思想的内部关联。葛兰西思想遗产的精髓是“文化领导权”思想, 其他思想大多围绕这一核心展开。“实践哲学”为其提供哲学基础, “市民社会”为其提供实施场所, 阵地战为其提供革命策略, 作为“现代君主”的群众性政党为其提供阶级主体, “有机的”知识分子为其提供实施主体, “有机的”民主集中制为其提供运行机制, “民族—人民”的文学为其在市民社会提供有效载体。上述思想相互交织, 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离开哪一环节, 都不利于精准把握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精髓。

第三, “总体性”还是葛兰西对意大利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特点之一。葛兰西在独创性地探索意大利社会主义道路时, 其有关工人阶级领导权、社会主义革命策略和群众性政党的思考, 均呈现出“总体性”。例如, 在葛兰西那里, 工人阶级领导权不仅包括文化领导权, 还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法律等方面的领导权;“阵地战”革命策略不仅包括军事方面内容, 也包括政治方面内容。只有采用“总体性”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才能更为全面、系统、准确地把握葛兰西思想。

(二) 历史性

任何思想、理论的产生, 都有其背景和原因, 我们只能从其所处时代的历史与政治环境中去理解。葛兰西的思想也不例外。

一方面, 结合国际共运历史, 更容易理解葛兰西思想及其内部联系。葛兰 (下转第49页) (上接第43页) 西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建人、作为共产国际时期意大利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立探索者, 其思想同是同他所处的时代、同他本国的工人阶级运动紧密相连的。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早期传播的历史, 就不易发觉从“马克思→恩格斯→拉布里奥拉→葛兰西→陶里亚蒂”这样一条马克思主义传播路径, 就不能准确把握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创新。不了解十月革命胜利的同时, 欧洲一些地区相继发动暴力革命却未能取胜的历史, 就不能很好地把握葛兰西对意大利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独创性” (葛兰西不仅独立自主地探索意大利社会主义道路, 而且主张在独立自主原则下处理好同共产国际之间的党际关系) 。不了解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如火如荼地发展的历史场景, 就不能很好地展现被其奉为“思想先驱”的葛兰西思想的深远影响。

另一方面, 结合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有助于葛兰西思想时代价值的阐释与应用。葛兰西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对后来的事情, 甚至现代的事情做出了预见, 这对当下一些国内外现实问题的解决, 极具启发性和借鉴意义。例如对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对当代左翼思潮、政党、运动 (包括欧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 的影响, 以及对保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合法性与指导地位, 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借鉴意义, 等等。上述现实问题的解决, 需要我们在借助历史性的研究视角与时俱进地继承葛兰西思想遗产的同时, 结合变化了的实际, 发展出适用于当下时代特点的新思想、新理论, 继续葛兰西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与实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室）

来源：《新视野》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