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下半年, 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危机给全世界造成的巨大影响和冲击, 折射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危机, 暴露了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破产, 引发了规模空前的反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在这种情况下, 经济危机发展成政治危机, 民众逐渐疏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此同时, 民众被程序化地排斥于经济活动和政治参与之外, 抵制、反抗和解放意识增强。历史的回归导致了新一轮激进思想和政治的兴趣, 但问题是, 反资本主义的群众斗争往何处去?这就要求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形式。在此背景之下, “共产主义”观念以其自身具有的巨大潜力和吸引力重新激发了左翼知识分子的热情。在此情况下, 左翼激进知识分子多次集会, 连续讨论“共产主义”观念。

2008年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左翼激进知识分子、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出版了《共产主义假设》一书, 试图使今天的政治焦点重返共产主义主题, 并宣称“‘共产主义’一词能够而且必须重获积极的价值”。[1]这引起了西方理论界的广泛争论。为了回应这一事件, 在齐泽克的倡导下, 2009年3月, 西方左翼主要政治哲学家代表人物巴迪欧、齐泽克、美国杜克大学的迈克尔·哈特、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托尼·奈格里、意大利哲学家加尼·瓦蒂莫、博洛尼亚大学教授和前马克思主义者阿列桑德罗·鲁索和在欧洲研究学院任职的诗学教授朱迪斯·巴尔索, 还有伦敦金史密斯学院社会学系讲师阿尔伯特·托斯卡诺、文学批判家特里·伊格尔顿和康奈尔大学的布鲁诺·波斯蒂尔等人在英国伦敦伯克贝克学院人文学院举办了以“共产主义观念”为主题、有1000多人参加、三易会场的国际学术会议。伦敦会议有两个重要的亮点。首先, 这次会议是质疑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当代哲学家们的集体亮相。与会者一致同意:“共产主义”这个词, 现在可以而且必须重获积极的价值。第二, 哲学家和观众对“共产主义”这个词表现出很大的分享热情。与会者的热情反映出“共产主义”本身蕴含的巨大潜力和吸引力。会后, 于2010年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共产主义观念》, 汇集了他们讨论共产主义观念的哲学和政治含义。[2]

2011年10月14至16日, 巴迪欧、齐泽克等人又在纽约库伯联盟学院举行了以“共产主义:一个新开始”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 继续进行这种批判性的讨论, 在金融和社会动荡的世界里突显共产主义观念的哲学和政治的重要性。会后于2013年出版了由齐泽克编辑的会议论文集《共产主义观念 (2) 》。该卷汇集了他们关于共产主义观念的哲学和政治含义的讨论, 突出了其持续性的意义。

2013年9月24日至10月2日, 齐泽克、巴迪欧以及中国的汪晖等人又在韩国首尔庆熙大学召开了为期九天的第四届“共产主义观念”学术会议。这次会议之所以选在首尔举行, 是由于亚洲在全球资本主义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而韩国的发展和现状尤其是一个重大事件, 没有比首尔更好的城市来讨论亚洲部分的难题。在齐泽克和巴迪欧看来, 首尔不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韩国城市, 而是引起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当代左翼理论家强烈兴趣的地方。

除以上三次规模较大的国际讨论会外, 还有几次相关主题的小型的学术讨论会, 如2010年1月由丹尼尔·本赛在巴黎组织的主题为“共产主义力量:共产主义在今天是个什么名字?”的学术讨论会, 这次大会的参加者有很多人都参加过伦敦大会, 其中的知名人物包括安东尼奥·奈格里、雅克·朗西埃、阿尔贝托·托斯卡诺和齐泽克, 其他的发言者还包括艾蒂安·巴里巴尔、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伊莎贝尔·伽罗。尽管是出于好意, 但这些人都公开地批判了巴迪欧的原创性观点。2013年11月2日, 波斯蒂尔、乔蒂·狄恩等人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A.D.White House举办了关于“共产主义潮流”的小型研讨会, 会议由人文社科系主办, 政府学系、历史学系和法国研究项目协办。与会者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激进的干预措施, 从委内瑞拉治理到金砖四国, 言论引起轰动。[3]

除了系列学术会议之外, 会议前后出版和发表了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专著和学术论文, 如阿兰·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波斯蒂尔的《共产主义现实性》、乔蒂·狄恩的《共产主义地平线》、鲍里斯·格罗伊斯的《共产主义附录》, 以及加文·沃克对《共产主义假设》、乔蒂·狄恩对《共产主义现实性》、约瑟夫·G·拉姆齐对《共产主义地平线》的书评等, 标志着“新共产主义”思潮的兴起。“新共产主义”思潮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评论。伦敦“共产主义观念”大会就受到各大媒体的普遍关注, 不仅国外各大学术门户网站争相报道, 甚至连《金融时报》都作了长篇评论。

二  国内对“新共产主义”思潮的研究

“新共产主义”思潮兴起之时就受到了国内相关学者的广泛关注, 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 翻译介绍

1. 伦敦会议展示了当今欧洲和北美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方法之间的张力, 以及共产主义这一理想在21世纪的作用。

2010年, 于琦翻译了美国学者斯蒂芬·塞维罗的《共产主义的春天到来了吗?——伦敦大学“论共产主义观念”国际研讨会评述》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2期) 。这是一篇评论2009年伦敦共产主义观念的文章, 作者同意齐泽克在开幕式上所提到的会议的预期, 即不是致力于讨论世纪的政治计划或介入日益严酷的社会和政治斗争现实, 而是思考共产主义的哲学观点或这一理想如何能被重新激活, 以及怎样在21世纪发挥作用。作者同时也对特里·伊格尔顿、迈克尔·哈特、奈格里、彼得·豪沃德、阿兰·巴迪欧、朱迪斯·巴尔索以及齐泽克的观点进行了评论, 他认为, 总的来看, 会议展示了当今欧洲和北美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方法之间的主要张力, 齐泽克和巴迪欧倡导并掀起了回归革命的热潮, 哈特和奈格里把“大众”视为“帝国”的力量。齐泽克和巴迪欧坚持以“激进的唯意志论”对抗全球性资本统治, 哈特和奈格里则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结果中, 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客观条件。作者也认为, 虽然此次会议有一千多人参加, 但发言者均为欧洲白人和北美人, 而发言中只有少数涉及拉丁美洲和中国, 因而认为国际性徒有虚名。[4]

2. 在当下资本主义生物政治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时代, 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条件和武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熟和完备。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90期翻译介绍了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教授、著名的左派理论家迈克·哈特的《资本正在生产自己的掘墓人——共产主义的新契机》一文。哈特认为, 当下资本主义的主导性生产方式是非物质的或生物政治生产 (即指观念、信息、图像、符码、社会关系和情感等方面的生产) , 作为私有财产和共有财产间深层矛盾的生动演绎的非物质财产与物质财产之间的斗争已成为时代的特征。哈特认为, 私有财产是资本主义的特征, 国有财产是社会主义的特征, 共有财产是共产主义的特征。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共有财产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新的思想、意识、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也不断产生。因而在今天, 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条件和武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熟和完备。

3. 新工厂主义者试图从现有体制的对抗性中脱胎出一场新共产主义运动。

英国学者艾伦·约翰逊在《新共产主义:复苏乌托邦幻想》中指出, 巴迪欧把共产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存在解读为当前正在进行的为了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 而非一系列灾难性的弯路。作者认为, 新共产主义者幻想制定一种使“共产主义假设”在21世纪存在的新模式, 希望从现有体制的对抗中脱胎出一场新共产主义的运动。他们还试图通过将共产主义视为一种美丽的柏拉图式的“理念”来恢复其名誉。[5]

(二) 研究述评

1.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对立的。

汪行福的《为什么是共产主义?——激进左派政治话语的新发明》是对2009年伦敦大会的积极回应。在汪行福看来, 关于共产主义观念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从哲学立场上说, 可区分为超越派和内在论派, 在立论基础上可分为文化派和政治经济学派。阿兰·巴迪欧就明确站在超验主义立场为共产主义辩护。他把共产主义称为永恒、普遍性的真理, 这种真理不依赖于具体的历史条件, 相反, 历史现实的结构和特征是由它来规定的。在汪行福看来, 还有另一种以雅克·朗西埃为代表的思路, 认为共产主义是对启蒙的理性主义传统和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反抗, 今天我们需要强调的不是共产主义的现实性, 而是它的非现实性, 即它的超功利性和审美性。对共产主义的重新思考, 更核心的问题是回到共同体问题上来。[6]

2. 必须强调有“共产主义假设”。

吴冠军在《要么新共产主义, 要么贝卢斯科尼——齐泽克的“第十一论纲”》中介绍了齐泽克关于共产主义的观点, 在他看来齐泽克的共产主义概念至少基于两个理由, 一是哈特和奈格里提出的“共同之物”概念, 为其提供了理论的正当性基础;二是之所以重启共产主义一词, 也是为了强调对当下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 不只是为了追求某些细小的、部分的、有限的改变, 而是追求整体意义上的改变, 真正的、甚至是创痛性的改变。齐泽克强调必须有“共产主义的假设”, 因为正是共产主义代表了对既有系统的一个不妥协的激进变革。[7]

3. 在资本主义全球危机的年代正出现新共产主义之势。

蓝江的《新共产主义之势——简论乔蒂·狄恩的〈共产主义地平线〉》指出, 新的共产主义之势, 由三个维度构成, 即对新共产主义的憧憬成为新共产主义的动力, 交往资本主义是新共产主义的革命对象, 在交往资本主义的排斥和区分下形成的新无产阶级以及作为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新共产党是新共产主义的主体等三个维度。[8]

4. 左翼虽然试图重新盘活“共产主义”这个术语, 但这种新共产主义总是位于我们永远无法达到的远方。

范春燕在《一种新的共产主义?——当代西方左翼学者论“共产主义观念”》中指出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对“共产主义”进行了“拯救”, 把“共产主义观念”和20世纪所有“不名誉”的理论与实践加以切割, 目的在于重构“新共产主义”, 一是为扭转苏东欧剧变后弥漫在西方左派中的忧郁、迷茫甚至是背叛;二是借共产主义之名提出“另一种替代”, 一种异于当前的改良方案和折中方案、具有彻底的激进性和革命性的替代;三是在解构之后重新建构, 在疏离国家之地重建政治。[9]

三 国外对“新共产主义”思潮的研究

(一) 出版论文集和专著

1. 多元化的共产主义观念。

2009年3月伦敦会议以后, 由科斯塔斯·杜齐纳斯和斯拉沃热·齐泽克编辑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共产主义观念1》。论文集反映了会议所体现的精力、活力和多元化特点, 不是所有作者都同意共产主义的意义, 这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却涌现出了特定的共同主题, 那就是:共产主义的理念通过诱导新的政治主体和返回受欢迎的唯意志主义而面临普遍的去政治化;“共产主义”是激进哲学与政治的理念。作为激进行动的前提, 在与国家主义、经济主义保持距离之前, 在成为21世纪的政治经验之前, 共产主义必须被思考;共产主义目标在于带来自由与平等。[10]

2. 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总体中重新定位一系列解放事件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2013年Verso公司出版了由齐泽克编辑的会议论文集《共产主义观念2》。该论文集是2011年纽约会议的成果。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运动, 从希腊反抗到英国骚乱, 运动参与者的觉醒表现出脆弱、前后矛盾的新迹象, 甚至在许多方面显示出枯竭的迹象。那么, 在这种时候应该做什么?齐泽克认为, 重要的是要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总体中弄清真相并定位这些事件, 这意味着展示他们如何与中央对抗。[11]

3. 共产主义是正确的假设。

2010年, 阿兰·巴迪欧出版了著作《共产主义假设》。阿兰·巴迪欧认为共产主义是正确的假设, 所有放弃这一假设的人都会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议会民主这些适合资本主义的国家形式, 放弃这一假设就会认为资本主义这一最大的不平等是必然的和“自然”的。《共产主义假设》这本书在2008年透过过去20年的伪善和妥协首次阐明如何重构左翼。这一假设是对普遍解放的新要求, 热切关注人类未来, 因而《共产主义假设》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破产之后左翼的新大纲。

4. 共产主义具有现实性。

2011年,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布鲁诺·波斯蒂尔出版了著作《共产主义现象》。这本书是继巴迪欧、齐泽克和格罗伊斯之后, Verso公司出版的又一本共产主义系列的新著。波斯蒂尔通过“投机的左翼主义”的棱镜考察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复兴, 认为“投机的左翼主义”不能超越崇高的抽象并彻底反思群众、阶级和国家的概念。波斯蒂尔与包括埃斯波西托和莫雷拉斯等在内的作家进行了相关问题的争论, 并对玻利维亚副总统和思想家阿尔瓦罗·加西亚·利内拉的观点也进行了深刻阐释。

5. 在网络化信息技术的新资本主义中, 自发性不能发展成一场革命, 它需要按照政党来建构。

2012年, 美国霍巴特和威廉姆史密斯学院的政治学教授乔蒂·狄恩出版了著作《共产主义边界》。狄恩认为, 国际银行业的渎职提醒被剥削的人们世界已经进入了经济体系不可持续性的时代, 是结束左翼与资本主义忧郁的和解的时候了。狄恩断言, 在网络化信息技术的新资本主义中, 我们的沟通能力被剥削, 但革命仍然是有可能的, 如果我们在共同和集体的欲望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在对占领运动进行考察后, 狄恩认为这种自发性不能发展成一场革命, 它需要按照政党来构建自身。

(二) 发表书评和研究成果

1. 资本主义世界不是必然的。

2011年, 加文·沃克发表了书评《共产主义的尊严:评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加文·沃克认为巴迪欧以试图使我们今天的政治焦点重返共产主义主题为中心, 试图公开并坦率地宣称“现在‘共产主义’一词能够而且必须重获积极的价值”。加文·沃克强调, 巴迪欧提醒我们现存世界不是必然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接受极端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支持它的议会政治的必然性, 那很简单我们看不见我们身处其中的内在现实的其它可能性。[12]

2. 共产主义正是政治、经济、智力领域的重新配置。

2011年, 乔蒂·狄恩发表了书评《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评波斯蒂尔的〈共产主义的现实性〉》。狄恩认为, 当代政治理论最令人兴奋的开端是共产主义的开端。这一情形与当前正在蔓延的愤怒、占领和革命的紧迫性紧密相关, 共产主义正是政治、经济、智力领域的重新配置。《共产主义现实性》批判地吸收了当代政治理论中一些最杰出思想家的观点, 并且超越了他们, 重新将共产主义调整为不仅仅是一种假设和斗争, 更重要的是作为有号召力、有组织的、为争取解放和平等的政治运动的确证。[13]

3. 我们正在共产主义的路上。

2013年, 约瑟夫·拉姆齐发表了书评《关注红色的地平线——共产主义的条件》。拉姆齐认为, 地平线虽然无法到达,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无法接近, 但地平线能够帮助我们朝向哪里。注意地平线是为了确定我们想去的大致方向。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共产主义的路上。

4. 共产主义不仅可以被设想, 而且具有实践的可能性。

2010年,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环境与发展学院的斯温格多夫发表了《共产主义假设和革命的资本主义:探讨21世纪共产主义区域观念》一文。作者认为, 共产主义的名称依然能够唤起一种意识, 那就是一个真正不同的世界, 不仅可以被设想, 而且具有实践的可能性。共产主义观念与民主和平等紧密相连。

5.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 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

2012年, 斯洛伐克共和国布拉迪斯拉发康明尼斯大学艺术学院的副教授豪呼斯发表了《共产主义问题:死胡同还是新曙光?》, 作者赞同马克思讲的,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 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4]

四“新共产主义”思潮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新共产主义”思潮风起潮涌, 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是:这一思潮为什么会兴起?是否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回归与复兴?是否预示着全球共产主义时代的到来?“新共产主义”思潮之“新”在何处?它有什么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在实践上有没有新构想?与此同时, 该思潮与曾经出现的法国共产党的“新共产主义”有何异同?这些都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细致的分析。

第一, 通过系统研究和全面分析, 梳理“新共产主义”思潮的基本观点。“新共产主义”观念代表人物认为, 通过对“新共产主义”思潮兴起的标志、背景、原因和意义的探讨, 通过对“新共产主义”的内涵、特征、构想的研究, 通过对“共产主义”实现主体、实现途径的研究, 梳理“新共产主义”思潮的基本观点, 揭示“新共产主义”思潮的本质, 借鉴其积极成果, 批判其不合理观念。

第二, 运用总体性方法, 把“新共产主义”思潮放在西方左翼思想发展的历史中以及置于整个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史中来认识和分析。总体性方法, 就是把认识的对象看作一个有机整体, 认为构成这一整体的各个要素彼此间处于一种动态的联系中, 没有这一联系就没有这一整体;认为总体决定部分, 整体制约和决定着构成这一整体的各个要素的性质。[15]因此, 对“新共产主义”思潮的研究, 必须把其放在西方左翼思想发展的历史中来看待。只有这样, 才能认清“新共产主义”思潮的来龙去脉, 有助于对“新共产主义”思潮的准确把握。

第三, 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将“新共产主义”思潮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激进社会主义观念、欧洲共产主义、特别是法国共产党的“新共产主义”进行比较研究, 搞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有利于把握“新共产主义”思潮“新”在何处, 把握“新共产主义”思潮的本质特征。

第四, 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 审视“新共产主义”思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对“新共产主义”思潮进行批判性分析, 搞清其到底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 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甚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事实上该思潮的个别代表人物推崇“文化大革命”政治, 持不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性质的观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新共产主义”思潮进行评析, 分析哪些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 哪些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第五, 对“新共产主义”思潮的研究, 既可以对思潮进行系统全面的整体研究, 也可以对某个代表人物的观点进行专题研究, 还可以对某一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一方面, 专题研究是整体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没有对代表人物观点的专题研究, 没有对问题的专题研究, 整体研究不会有深度。另一方面, 专题研究和整体研究是点和面的关系, 在每一个观点和问题的背后, 都有纵向的理论传承和横向的观点交融, 都有宏大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因此, 整体研究的进行, 可以在较高的层面上指导专题研究的开展。

    注释 ：

[1]Alain  Badio，Communism  Hypothesis，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10，p.37.

[2]《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3）》，北京 : 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335-336 页。

[3]Huw Lemmey， “The Idea of Communism in South Korea”，http://www.versobooks.com/blogs/1400-the-idea-of-communism-in-south-korea.

[4] 斯蒂芬·塞维罗 :《共产主义的春天到来了吗？——伦敦大学“论共产主义观念”国际研讨会评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 年第 2 期。

[5] 艾伦·约翰逊 :《新共产主义 : 复苏乌托邦幻想》，《文化纵横》2012 年第 4 期。

[6]《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8）》，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3-27 页。

[7] 吴冠军 :《齐泽克的“第十一论纲”》，《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 年第 5 期。

[8] 蓝江 :《新共产主义之势——简论乔蒂·狄恩的〈共产主义地平线〉》，《教学与研究》2013

年第 9 期。

[9] 范春燕 :《一种新的共产主义？——当代西方左翼学者论“共产主义观念”》，《马克思主

义研究》2014 年第 5 期。

[10]Costas  Douzinas ＆ Slavojiek， The  Idea  of Commu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0，p.ix.

[11]Slavoj Zizek， The Idea of Communism 2， 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13，p.vii.

[12]Gavin  Walker， “The  Dignity  of  Communism: Badiou's Communist Hypothesis”，Socialism and Democracy， vol.25， no.3(2011)，pp.130-139.

[13]Jodi  Dea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Our Tasks: Bosteels' The Actuality of Communism”， Theory & Event， vol.14， no.4(2011)，pp.3-4.

[14]Ladislav  Hohos， “The  issue  of  communism: A  blind  alley  or  a  new  dawn?”，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2，no.1(2012)，pp.42-49.

[15] 梁树发 :《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几个方法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 年第12 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来源：《新视野》 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