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革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 在其后, 由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开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便散裂了, 尽管其核心思想仍然在不同的思潮中得到反响, 但总体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呈现出多样性的增生扩散势态。在这其中, 城市问题成为落脚点和突破口之一。20世纪70年代初,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哈维《社会正义与城市》和卡斯特的《城市问题》相继发表, 宣布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崛起。20世纪80年代中期, 加之结构主义思潮 (特别是福柯) 的影响, 在地理学和社会理论中形成了十分显著的空间政治学动态, 这一动向立足空间和社会关系再生产之间的关系从多维度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城市化和空间生产进程的批判, 并结合各种新社会运动 (如生态、种族、性别) 提出的多元价值和差异立场打开了新的政治学视野。在整个激进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中, 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和空间的马克思化 (spatialization of Marxism and Marxifi⁃cation of space) [1]双重动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化, 亦带来了诸多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在理论上对这些成果进行梳理, 对于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深化资本主义认识甚至理解城市、地理和空间问题, 都有直接的积极价值。本文采用国内学者提出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等类型学描述框架[2]来揭示这些新理论动向与马克思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阐明它们对于今天马克思主义自我理解和发展之不同意义。

一、晚期资本主义空间批判与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潮

就如人们用“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术语表明资本主义进入了与马克思时代不一样的历史时期然而又没有改变其基本性质, “晚期马克思主义”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各种“升级版”。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对这种思潮的定义具有重要影响。他借助于曼德尔的概念对资本主义做出自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三个阶段的划分, 并相应地定义出其文化风格: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詹姆逊看来, 建筑、城市形态和日常生活方式只是一种文化表现, 它们折射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构。所以, 他提出了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这个命题, 并从其内在冲突 (二律背反) 和界限阐明当代社会结构的性质[3]。在整体上, 詹姆逊的论述风格因为辩证的穿越而让多数读者不明就里, 其坚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将文化还原为政治经济过程的意识形态批判对于多数同行来说具有难以接受的粗暴, 例如, 他对库哈斯、艾森曼、安藤忠雄的作品以及弗兰姆普顿“批判地域主义”建筑史叙事的回应, 很难让人明白其选择的文本与结论之间的联系, 而他将全球差异 (glob⁃al difference) 还原为晚期资本主义之“后福特主义”操作的结果从而将其与全球同一性 (global identity) 等同起来的做法确实略显简单和粗暴[4]。不过, 他确实是少数对晚期资本主义采取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批评立场的重要思想家之一。因此, 他成为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最重要代表之一。当然, 在晚期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之中, 他代表着一种重要的倾向, 即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分析城市-地理-空间问题, 并且正是因为这一点, 他亦成为这一论域的重要代表。

当代最具影响力亦是在理论上最为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表述是由大卫·哈维做出的, 他被称为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焕然一新的重要思想家。新千年以来, 哈维受到了国内相关研究的广泛关注。因此, 本文不作赘言。我们同意胡大平教授的看法, 哈维从空间角度完整地提供了包括本体论假设、资本主义变迁实证分析和乌托邦计划三个层次的政治表述[5]。

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 更多的理论成果是围绕不同主题产生的。这也构成今日晚期马克思主义城市—地理—空间研究的显著特色。在论题和主题方面, 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 多数是围绕资本积累新动态 (或后福特制) 形成的。例如, 多琳·马西的早期研究, 她的《劳动的空间分工: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被学术界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著作。这一著作的基本论点便是:

在一个国家内部种种支配性空间分工之间发生的重大变动背后, 是生产关系的空间组织的变化, 是在此所说的生产空间结构的发展和重组。空间结构的这种变动, 是对经济的和政治的、本国的和国际的阶级关系变化的反应[6]。

   当然, 其马克思主义立场显然受到了结构主义方法论以及女性主义和性别政治立场的影响, 焦点便是不平衡和差异问题。我们看到, 正是由于技术条件变迁所造成的社会结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以及价值和政治诉求的多样化促成了人们对于多元决定——即多种因素在空间结构形成过程中的决定作用——思想的偏好。这弥补了仅仅将之还原为资本积累过程的经济决定论视角之不足, 当然, 也暗含着告别马克思主义的种子。

在晚期马克思主义中, 值得强调的有两个较为特殊的动向:一是雅索普和布伦纳等对国家问题的追究;二是戴维斯从生活状况入手对当代城市的批判。这两个动向, 都没有浓郁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开的立场与主张, 但在骨子上却都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介入空间—地理—城市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范例。在其中, 雅索普一直沿着普兰查斯开辟的理论道路向前, 试图建构一种综合性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 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 他基于策略关系方法解释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复杂性, 提供了一种较为完善的国家批判理论[7], 并在相关空间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布伦纳正是其同盟者。基于列斐伏尔、哈维等人的研究, 布伦纳重新检视了全球化过程, 他强调世界城市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重组乃是一体过程, [8]而焦点便是国家问题。通过对列斐伏尔相关理论的精心解读[9], 布伦纳发展出一种基于国家/空间/领土关系 (state/space/territory relation) 分析当今全球化的理论框架[10], 指认其新自由主义性质。例如, 在他看来:

吊诡的是, 多数对于“地方”的当代政治诉求实际上都依据于这样一种论证, 即所谓不可控制的超地方转型, 如全球化, 资本的金融化, 民族国家的消蚀以及空间内部竞争的加剧等等。在这些条件下, 全球、超国家或国家尺度上的持续的管制性修复之缺失愈发被视为唯一持续的制度性领域, 在其中, 可以形成一种协商性资本主义调节形式[11]。

由此, 他通过欧美城市治理、新国家空间的生产等新的论题为新自由主义批判打开了空间。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他与雅索普等人成为理论上的战略伙伴, 并成为当代激进主义空间理论和地理学思想的新锐。尽管布伦纳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他恰恰见证了在今天西方理论界借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新批判理论成长路径, 就此来说, 仍然可以将其视为晚期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类型, 一种值得关注的新类型。迈克·戴维斯的著作, 我们很难在其中看到什么高深莫测的理论, 也没有空洞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主张, 但它们却不断激发我们对自己生存环境的关注[12], 就如当年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理论上, 特别重要的是, 与多数擅长各种后现代主义口号的理论上的激进左派不同, 他通过实证研究提醒我们“粗俗的经济决定论仍然握有实际的权力”[13], 从而更为尖锐地提醒我们改造世界之斗争所面对的真正难题。

二、后现代地理学与马克思的变脸

与晚期马克思主义一样,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乃是一种试图使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化从而适应当代资本主义批判需要的激进尝试, 它承认当代资本主义或现代性乃是一种影响深远的重构, 但也并不将之视为一种断裂, 即对启蒙规划的替代, 只是其坚定地认为以历史决定论形态呈现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其效力。在城市-地理-空间论域中, 索亚是最著名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按照他的看法, 后现代地理学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贡献。

关于后现代地理学, 索亚做过一个很好的文献的综述, 追溯了米尔斯、福柯等人对空间想象的影响, 强调了在对历史决定论批判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和地理学视角的兴起。在他看来, 列斐伏尔乃是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主要理论源泉, 他与福柯、伯杰以及曼德尔是四位奠基性的后现代地理学家。不过, 索亚采取了一种更散漫的视角, 在他看来, 萨特、阿尔都塞、福柯、普兰查斯、吉登斯、哈维、詹姆逊等人都从属于这种新的传统。正是在这一传统中, 他本人试图通过空间、社会和历史三元辩证法占据当代城市叙述的制高点, 例如他关于第三空间和后大都市话语研究。

在索亚看来, 之所以需要将马克思升级为后现代地理学, 乃是因为:

首先需要对正在发生的资本主义第四次急速性又是迷惑性的现代化作出承认, 并对此需要有一个中肯切题的解读。愈益明朗的是, 假如光凭现代马克思主义或激进的社会理论这些传统的工具和富有见地的思想, 这种深刻的重构在实践和政治上均是无法得到理解的。这并不意味着, 像先前许多论述现代左派的人草率表述的那样, 这些工具和富有见地的思想需要被抛弃。相反, 它们必须灵活并适应性地得到重构, 以便更有效地与本身正在变得更加灵活和更富有适应性地得到重构的当代资本主义作斗争[14]8。

简言之, 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 因其摆脱了传统的经济决定论, 从而适应于当代更灵活的斗争。那么,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视角具体带来了哪些新的东西呢?

抽象地讲, 后现代地理学试图将历史的构建与社会空间的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也将历史的创造与人文地理的构筑和构形结合在一起。简单地说, 从地理创造的角度打开新的政治视野和实践。索亚在理论上描述了其关键性特征, 在他看来:

后现代主义的激进政治文化的发展, 迫切需要超越, 超越那些意味着科学理解但又常常隐匿政治含义的各种严格的经验性描述;超越那种排斥历史唯物主义所有洞察力的过于简单的反马克思主义, 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是继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暴露了一些缺陷和不足以后产生的;超越那种过时的学术性劳动分工的学科性沙文主义, 这种学科性沙文主义顽固地死守因袭已久的各种优越性;超越那种以为只要在历史的唯物主义中再加一个形容词“地理的”便已创立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必须大力发展一种新的“认知图绘”, 这是这样一种新的方法:看穿反动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期现代历史决定论毫无存在必要的面纱, 以建立一种政治化的空间意识和一种激进的空间实践。因此, 最为重要的后现代地理学仍然有待创造[14]115。

索亚的这个解释为我们理解后现代地理学之散漫而复杂的表象以及它们实际上不断从马克思主义向各种多元价值妥协之趋势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在学术界, 不仅像来自严格地理学领域主张地理学想象的格利高里被视为后现代地理学思想的重要人物, 以乌托邦现实主义作为立意主张“第三条道路”和“反思性现代化”的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 也被视为后现代地理学思想的重要代表, 究其原因乃是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在理解社会历史变迁上, 把知识的运用甚至威胁传统理论有效性的“残余”要素 (如“想象”、“文化”、“身份”等) 纳入中心, 这也正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基本特点[15]。就此而言, 后现代地理学, 正是把性别、种族以及其他少数和多元价值视角纳入地理学讨论的尝试。例如, 著名后现代主义规划师迪尔, 其核心贡献便是基于多元主义后现代视角对当代都市状况的解读、对各种现代性都市话语的批判以及对非中心的政治立场的辩护。他强调是:

我们的选择、行动、甚至对于未来的言说, 都有赖于我们如何去适应在后现代时代发生了变化的意向性。政治始于个人, 但很快发展为地区及全球性的位置创造。彻底的非中心已冲击着同一性政治和地理政治。挑起事端的自治和生存危机侵蚀着民族国家;与此同时, 多元文化主义、少数化、融合, 这三者代表着后现代都市状况[16]。

迪尔曾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 不过, 他最终通过拥抱后现代立场而告别了它。作为来自规划领域的这个重要例子, 典型地说明了后现代地理学与马克思之间的基本关系:前者受到后者的激励, 但彻底的后现代化也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拒斥。这一点甚至在索亚那里也表现得特别明显。例如, 其《第三空间》试图综合真实与想象过程, 将空间理解为从不能完成的话语建构, 实际上最终消解了社会生活的确定性而将之投到无尽的过程之流中[17]。这种知识学立场恰恰是鲍曼所描述的现代性之流动性的表象之一[18]。由此带来的问题是, 政治议程甚至理论再现都失去了其应有的确定性, 演化为某种纯粹的立场表述。例如, 其《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实际上便是对今日流行的各种后现代都市话语的拥抱而已。例如, 在其结论部分, 索亚最终采取了韵文写作, 几乎将最重要的后现代价值诉求融合起来表达了一种诗学情怀, 但最终取消了理论本身的力量[19]。因此, 在后现代地理学的极致处, 我们亦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化面临的核心问题, 试图通过本体论的重新定义而延续解放政治规划, 最终将因为新的本体论而演变成围绕立场、位置和场所的政治想象和价值争论。这就将问题带到了后马克思思潮那里。

三、后马克思激进社会理论与空间政治学

福柯说, “在19世纪的思想中, 马克思主义如鱼得水, 即它不能在任何其他地方生存”。而它与资产阶级经济学之间的争论, “可能的确掀起了一些波浪, 但它们只是孩童嬉水池的风暴”[20]。就这样, 福柯开创了一种可以被称为后马克思的思潮。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不一样的是, 它肯定马克思曾经为现代性分析做出了贡献, 但同时又认为马克思永远停留在19世纪, 而不足以胜任今天的分析, 因此从逻辑上宣布了今天激进主义对马克思的超越, 从而亦清晰地表达了与萨特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立场, 后者始终将马克思看作是现代性不可超越的地平。或许, 福柯认为告别马克思有许多理由, 但在其中, 他的“时间压倒空间”的历史叙事是关键。由于这一点, 空间化成为后马克思思潮的最终核心支柱。空间社会理论中的后马克思思潮具有十分广泛而复杂的表现, 在这里, 我们描述其四种主要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福柯和德里达的追随者。在今天的地理学和城市研究中, 不仅诸如“异托邦”、“规训”以及他挪用边沁的“全景监狱”等福柯式术语出现的频率很高, 而且其知识考古学、权力谱系学、权力的微观分析、话语理论等知识工具广为流行, 它亦构成后殖民批评、性别批评等激进左派思潮的核心资源, 然而, 又极少存在完整意义上的福柯主义者, 这使得对福柯式空间社会理论进行概括异常困难。福柯空间分析视角对激进社会理论的核心贡献在于其对现代性权力和话语的批判, 这决定了福柯在城市-地理-空间研究中的运用方式, 即主要作为更新相关知识 (理论视角) 和主张新政治立场的重要支持。这一点可以在《空间、知识和权力》这一探讨福柯对地理学贡献及其推动产生的新理论动向的文集中清晰地看出[21]。也由于这一点, 我们在此将其与德里达的相关影响联系在一起来讨论。德里达逝世后, 著名左派地理学杂志Antipode曾出专辑纪念他, 对德里达式地理学做出概括[22]。在总体上, 可以这么说, 由这两者产生的各种激进研究, 总体上都是对传统城市、地理和空间话语的“解构”, 这种解构为的是从知识上打开新的地平, 从而为新的政治诉求提供支持。这一点, 正是在解放政治变得不可能条件下能够采取的抗议形式。就此而言, 后马克思激进空间理论与马克思的逻辑关系不再成为实质性问题。因为, 正如福柯那句引言所表明的, 新激进主义理论只是在解除马克思主义束缚后“思想解放”的狂欢, 它们与马克思之间只存在“幽灵”或“弥赛亚”精神 (德里达语) 的联系。

第二种类型与第一种类型相似之处在于, 它肯定马克思对历史资本主义的批判, 但却否认其对当代的有效性, 而在主张新的批判思路时则切断了自己与马克思弥赛亚精神之间的联系, 甚至认为马克思的批判正是今日资本主义繁荣的“帮凶”。鲍德里亚是这种类型的后马克思思潮最著名代表。鲍德里亚认为, 在今天, 资本主义已经从生产主导逻辑走向消费主导逻辑, 符号的生产而非商品的生产占据了主导原则, 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或从生产出发的批判逻辑过时了, 而必须代之以“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种视野中, “城市不再是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场所, 而是传媒、符号和主导文化的恐怖主义权力时空”[24]。由此, 鲍德里亚打开了对当今各类现象的批判, 而在归根结底意义上, 都将它们视为没有真实意义的符号自我增殖。这一思想对于建筑、景观、城市生活方式等问题的分析产生了广泛影响, 成为相关论题的后马克思思潮核心资源。

第三种类型与马克思没有实质的关系, 它们具有反资本主义旨趣, 但在整个理论框架上已经站在马克思之外, 只是在论述主题上与马克思重叠。之所以提出来讨论, 原因便在于那种重叠同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今天需要直接面对的新问题。维希留是这一类思潮的突出代表。在维希留看来, 现代性的焦点是速度问题, 他挪用海德格尔主张速度是现代社会的座架, 在其支配下, 空间成为“速度-空间”或“速度学空间”, 而人的在场成为“远程在场”。由于这一点, 维希留也将历史唯物主义撇到一边, 虽然他关于当代城市和空间状况的诊断亦深刻地发挥了马克思关于现代性之“创造性破坏”本质的见解[25]。

最后一类, 他们是经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发挥至极端而形成的与马克思无法沟通的政治规划。晚近的马西可以被视为典型。作为一个例子, 她亦清晰地表明了这种新的动向乃是理论前提和政治立场不断后现代的结果。前面已述, 马西最初产生影响的研究, 无论是工业区位理论和劳动的空间分工研究, 都具有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特征, 这使得她被视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地理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不过, 我们也发现, 20世纪90年代以后, 她逐步转到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之上, 把话语斗争作为焦点, 执着于对“差异”的空间视角的本体论论证, 即通过将空间指认为相互关系的产物、多样性和异质性的共存以及不断构造的过程, 从而打开空间政治化的道路, 为“差异”提供实现的基础[26]。由此, 我们看到, 空间社会理论的发展, 最终陷入了多元价值的鼓吹和重新定义空间本体论性质的思辨争论。这种辩论当然贯穿着德里达所称的弥赛亚精神, 但如果没有对当代资本生产的全球机制、内在矛盾及其后果的精到分析, 政治本身也将丧失了自己目标, 马克思追求的改造世界便逆转为改造观念的行动。这在今天英语界地理学研究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在总体上,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 不同的后马克思思潮最终在逻辑上都告别了马克思, 从而给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许多理论问题。反过来, 通过这些试图超越马克思的思潮, 它们与马克思的之间的联系, 我们亦获得了反思今日资本主义认识论的契机。这是因为, 正如德勒兹仅仅因为福柯是反资本主义的理论斗士便将其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做法所表明的, 不论其自我声称如何超越马克思了或比马克思更激进, 只要试图把反资本主义事业推向深入, 就无法回避自己的理论与马克思的亲缘关系。这是因为,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最彻底的反资本主义者, 而且是在理论上洞悉资本生产一般逻辑的第一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他是全部现代性批判都不能超越的地平线。

从上述理论动态看, 马克思主义在空间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理论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和具有多样性表现。西方马克思的这种动向的形成同时具有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原因。不能忽视的是, 受前苏东剧变影响, 以福山“历史的终结”为代表资本主义胜利论获得了广泛的市场, 但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胜利”却不能掩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实践的困境, 无论是全球性经济危机和政治冲突的威胁, 还是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问题, 都迫使我们在政治上思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替代模式, 在此背景中, 尽管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仍然受到压抑, 其阶级分析视角、革命立场和共产主义想象被悬置, 但其对现代性的批判却作为核心资源融入了主流社会理论。这说明马克思在当代社会批判中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从而说明整体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在我们看来, 坚持马克思主义, 以城市、地理、空间为落脚点, 融合女性主义、生态主义以及其他少数和多元立场, 形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从而推动改造空间的运动, 这不仅对于西方资本主义语境变化, 而且对于当代中国快速发展的城镇化, 都具有重要意义。就此而言,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空间理论上的发展, 为我们发展自己的都市马克思主义话语提供了许多值得认真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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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 三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