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犹太人问题》（Zur Judenfrage/On the Jewish Question）是青年马克思就犹太人解放问题与德国哲学家鲍威尔进行论战而写成的评论文章，同时也是研究马克思思想变化发展历程的标志性文献。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首次提出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思想，并对异化、市民社会等概念进行了深入分析，本文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被认为是“马克思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民主革命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标志”（列宁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研读《论犹太人问题》，不仅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演进，同时也对我们认识今天的世界、树立正确的人生奋斗目标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犹太人问题”的缘起

要对《论犹太人问题》有深入的理解，首先要厘清何为“犹太人问题”，或者说犹太人群体处于何种“问题”之中。犹太民族是一个古老、独特但充满坎坷、苦难的民族，虽然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却在国家灭亡后的千年之间饱尝流离、受歧视和迫害之苦。长期以来，欧洲的犹太人群体普遍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处境，由于犹太人具有的商业天赋，他们在所在国往往有着众多财富和优渥的生活条件，但在政治上却没有地位，甚至不具备公民权，经济上的“有权”反而进一步造成了犹太人政治上的“无权”，也更加强化了犹太群体在欧洲社会的“他者”身份，从而使犹太人遭受到更深重的歧视和迫害，这一情况至18世纪方开始出现改变。

1791年，法国首先废除了法律条文中对犹太人的限制，给予犹太人公民权。但随着拿破仑的惨败，欧洲大部分国家重新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犹太人的生存环境再度恶化。而在德国，犹太人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一方面，在拿破仑战败后，摆脱拿破仑统治的德国民族主义情绪升高，“恢复德意志独立性”的气氛弥漫全国，而犹太人的政治权利被视为是由法国人“给予”的产物，重新剥夺这些权利、继续孤立犹太人就成了德国人强化自身团结的手段。同时，德国又是一个崇尚“哲学”和“理性”的国家，犹太教作为“前基督教”的宗教，（基督教“落后的前身”）从康德到黑格尔等德国哲学家们都视其为一种落后和不完善的信仰，而笃信犹太教的犹太人群体，自然也被视为落后的民族，从而受到更严重的歧视。

1830年后，犹太人问题逐渐成为德国社会的焦点问题。一方面，随着犹太人争取公民权的运动兴起，要求取消针对犹太人不平等待遇的呼声日渐升高，“犹太人的解放”被人们越来越多的提及；但在另一方面，德国统治阶级却进一步加大对犹太人的迫害，1841年底，弗里德里希·威尔海姆四世颁布《内阁敕令》，试图以立法的形式禁止犹太人参与公共事务，以把犹太人彻底隔绝于主流社会之外。犹太人的境遇受到德国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批思想家、哲学家也相继就犹太人问题发表观点。德国哲学家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在1843年连续发表《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教获得自由的能力》两篇文章，专门探讨如何实现解放犹太人的问题。鲍威尔的文章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1844年2月，马克思与阿尔德·卢格共同出版《德法年鉴》，其中收录的《论犹太人问题》即是对鲍威尔的回应。

马克思与鲍威尔的根本性分歧：政治解放还是人类解放

在鲍威尔看来，犹太人不能得到解放的根本原因是宗教问题，犹太人要获得平等权利，就必须从基督教国家中解放。实际上，在基督教国家，由于国家并没有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不仅是犹太人，就连一般德国人也没有获得政治解放，因此鲍威尔说：“在德国，没有人在政治上得到解放。我们自己没有自由。我们怎么可以使你们自由呢？”而要从基督教国家中解放，不仅犹太人要放弃犹太教，基督徒也必须放弃基督教，因为犹太人和基督徒最为顽固的对立形式就是宗教对立，即“只要国家还是基督教国家，犹太人还是犹太人，这两者中的一方就不可能解放另一方，另一方也不可能得到解放。”

对于鲍威尔对基督教国家的批评，马克思是持充分肯定态度的，但其并不同意鲍威尔仅仅停留于宗教层面的批判。马克思指出，实现了政治解放的基督教国家也依然存在宗教，宗教甚至还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国家从宗教解放出来并不等于现实的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政治解放并非人的解放的完成，只是这一过程中关键的一个步骤。鲍威尔从宗教视角去讨论政治解放，必然无法全面认识人的解放，最终将人的解放与政治解放混为一谈。

马克思认为，仅从宗教的角度去理解宗教，是不可能全面理解宗教的，只有将宗教批判纳入市民社会批判的视角，才有可能批判政治国家本身，进而导向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在市民社会中，商业牟利现象和货币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最高实际表现”，每一个个体的人都沦为其他人谋取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作为交换中介的货币开始具有神性，一个人可以因为其拥有的金钱数量而被定义为高贵或低贱。正如马克思在后来的《神圣家族》中所写道的：“现实的世俗的犹太精神，因而也连同宗教的犹太精神，是由现今的市民生活所不断地产生出来的，并且是在货币制度中最终形成的。”市民社会的特性就是利己主义的特性，也就是“犹太人的特性”，所以从根本上说，“犹太人问题”的实质就是市民社会问题。人类要实现真正解放，就必须破除市民社会对人的束缚，并最终走出市民社会。

“人的解放”实现了吗：当代世界徘徊着“犹太人问题”的“幽灵”

在今天，我们再读《论犹太人问题》时，总是无法回避这一问题：在马克思写就《论犹太人问题》的百余年后，“犹太人问题”在如今的世界依然存在吗？

如果我们的视野仅限于犹太人境遇的改变，那么“犹太人问题”可以说已不成为问题。二战后，曾经饱受摧残的犹太民族终于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以色列，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建设成就，犹太人曾经遭受歧视和迫害的情况可谓已经一去不返。从这一角度看，引起“具体”的“犹太人问题”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虽然“排犹”思想并没有从根源上灭绝）。

然而，马克思在讲“犹太人问题”的时候，从来就不仅仅只是在说犹太人，他的真正关注对象一直都是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现代文明人。当我们用客观冷静的视角审视今天的世界，就能发现导致“人的异化”的因素非但没有弱化，其程度反而在加深，这些因素正在以不同的表现形式“侵蚀”着人类的本性。

其一，当代世界的生产力发展和科技革命虽然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但以金钱（现实利益）为导向的社会意识却大幅加深了人的“异化”。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有一段经典论述：“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在如今的世界，金钱对人的统治和异化程度可以说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更为明显，放眼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物质文明的进步固然大幅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也带来了过度追求物质特别是金钱的社会风气。在消费文化日益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人们沦为金钱的“奴隶”，一切人的价值都以其能获取多少金钱和物质条件进行衡量，这种标准使人失去了“人的理想”，同时也失去了“人的自由”，“金钱拜物教”的盛行使人们套上了一种不自知的枷锁，失去了追求“自身的解放”的动力。

其二，当代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造成了人类社会普遍性的“精神失范”。后冷战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世界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全球进入了相对和平的时期，总体稳定的国际环境为世界大部分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不同国家与文明间的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多极化和全球化并未彻底消除人类社会的对立和隔阂，在国际层面，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意识形态对抗和不公平的国际分配体系对全球安全、稳定和繁荣构成严重威胁，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层面，贫富分化、各类社会治理问题、族群对抗、社会道德丧失、现代社会的人际疏离都导致人们的精神世界普遍受到迷茫、不满和恐惧等各种负面情绪的困扰，“精神失范”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顽疾”。为了治疗“精神失范”，很多人选择宗教作为精神的“避难所”，这是后冷战时代宗教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客观而言，宗教确实对慰藉人的心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宗教之所以成为宗教，其具有的“前现代”属性很难发生根本性改变，人们对宗教的绝对依赖，往往会强化宗教的排他性，一些宗教出现的原教旨主义现象即为其表现。

其三，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以更隐蔽的方式实现对人的统治。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民主制度取得了巨大胜利，社会主义运动则陷入低潮，在西方的语境中，“历史的终结”已经到来。然而，事实证明，人类历史远远未到发展的终点，西方意识形态的独霸并没有消除国家、民族、族群间的纷争，也未能解决全球广泛存在的各类治理问题。虽然“普世性”成为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但一些西方国家却并不尊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些最重要的“普世价值”，国际政治中的零和思维和各类“反全球化”运动为人类通向命运共同体的道路制造了重重阻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方面通过话语权优势塑造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加大对人的控制，人类在资本面前不自觉地进行了“自我驯服”，从而也让自身离真正的自由越来越远。

可以说，时至今日，“人的解放”不仅不是一个已经实现的目标或者说过时的问题，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反而变得更为重大而迫切。“犹太人问题”的“幽灵”仍然笼罩于人类的前进道路之上，如何在一个充满希望但又危机四伏、日益多元而又充满隔阂的世界中继续探索人类解放的道路，是马克思留给世人永远的课题。

参考书目：

陈培永著：解放的图景——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如是读，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

林进平著：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

李彬彬著：思想的传承与决裂——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的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本文作者刘林智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