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可以塑造权力，也可以建构一种虚拟的认同关系，从而锚定一种合乎普遍认知“逻辑”的合法性事实，进而形成事实上的文化霸权。“文明”话语塑造了不平等的文明间关系和权力等级制度，欧洲殖民者将“文明”观念打造成以“文明使命”话语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辞令，衍生出一种审视“非欧洲人”的心理优势。基于此，“文明使命”成为欧洲殖民帝国轻松获得殖民合法性和统治合理性的话语工具。然而，这一话语的根基建立在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世界观之上，无视文明的多样性，人为制造民族优劣论和文明等级论等话语霸权，长期消耗着后殖民国家的文明生命力。

从“文明”观念到“文明使命”话语的变迁

“文明”概念兴起于启蒙运动时期，是欧洲人想象的一部分，它声称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衡量标尺。自诩为“文明”群体的“自我”与被贬低为“野蛮”群体的“他者”之间的互动，强化了欧洲人对自身“文明”的认知与认同，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文明”概念被建构起来。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曾指出，“‘文明’概念表达了西方的自我意识，甚至可以说是国家意识。西方社会自信比早期社会或者同时代其他‘更原始的’社会优越，这一切都由“文明”这个概念集中表达出来。西方社会曾试图用这个词描绘自己独特的品质和引以为豪的要素，如自己的技术水平、行为举止、不断增长的科学知识等。”到了18世纪末，欧洲的达尔文主义和精密科学的发展使得种族主义逐渐渗入社会公众意识，并在海外殖民扩张中应用。19世纪，“文明”观念已经从欧洲知识分子的常用术语下溢到欧洲各个社会阶层。

纵观欧洲文明观念史，“文明”更像是在种族主义和近代科学技术进步基础上人为炒作或者建构起来的一种学术和意识形态神话。作为一种观念，当它成为某一社会群体普遍认同的信念之时，便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因此，欧洲“文明”观念的变迁过程，也是它由欧洲上层社会的自我意识，发展成为欧洲人表述自我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过程。最终，欧洲“文明”观念随着欧洲霸权的确立而成为现代性、普适性观念。尔后，欧洲殖民者将“文明”意识形态描绘成“文明的阶梯”观念。

那么，“文明”何以演化成一种西方的普遍意识形态，进而上升为殖民主义利用的工具和荫下之物？

文明与殖民结合：“文明使命”话语的推出

从最初表达社会的阶层和对立，到民族扩张和殖民运动的应用，“文明”一词在18世纪成为一个政治辩护词和民族优越感的代名词。与武力征服不同的是，由文明话语所衍生出的“文明使命论”和“文明阶梯论”为法兰西帝国的海外殖民事业蒙上一层道德想象和理论基础。欧洲殖民帝国的政治军事权威和经济绝对优势帮助巩固了“文明”这一绝对的话语地位。“文明”概念被引入殖民框架，帮助塑造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权力等级关系，从而在广大殖民地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秩序与统治合法性。

关于“文明”与殖民主义的关系，埃利亚斯指出，18世纪以来的“文明”概念已经变成了法国为自己进行民族扩张和殖民运动的辩护词，这一做法也被西方国家所借鉴，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现存的、稳固的“文明”的提供者，是一个向外界传递“文明”的旗手。自诩为“文明”群体的“自我”与被贬低为“野蛮”群体的“他者”之间的互动，强化了欧洲人对自身“文明”的认知与认同，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文明”概念被建构起来。

19世纪下半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能力的大幅提升，一方面，欧洲向外扩张，寻找新原料和市场的极限刺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因而也需要一个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盖这种贪婪的欲望。另一方面，传教活动饱受诟病，亟需“文明”这一话语作为更适合殖民活动的意识形态工具，“文明”观念到19世纪下半叶取代“基督教”成为欧洲各国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被当作殖民的口号而加以利用。“文明使命论”和“文明托管论”便应运而生，适应了彼时欧洲各个国家的殖民扩张需要。法国的政治活动家如里·菲力曾提出一种“神话”——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各国人民中间的活动是“传播文明”的活动。他说道：“优等民族对劣等民族有一定的权利。其之所以有权利是因为他们有义务。他们的义务就是使劣等民族文明化。” 法国政治家弗朗索瓦·基佐是为欧洲“文明”殖民活动的背书者和辩护人，他指出：“尽管面临武力征服和传教的诱惑，但由于深刻理解了现代文明的崇高真谛，他们能够理性地控制自己的行为。”

法兰西帝国的国家观是一种“文明使命”观

“文明使命”是欧洲殖民帝国广泛推行的一项殖民理论、话语和意识形态，是除了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之外的一套殖民手段和道德修辞。“帝国扩张通常伴随着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尤其是‘文明使命’，以表达和增强帝国统治本身的特征。”英法殖民帝国都祭出“文明”旗号，以此强化和巩固其殖民统治。“在维多利亚时代，‘基督教、文明和贸易’被认为是拯救愚昧黑暗非洲大陆的关键。”他们以“文明使命”来证明自己行动的合法性，声称是传播宗教观念、理性思想、自由和正义等理念。相较于英国在殖民地的扶植政策，法国更倾向于同化政策和文明殖民主义，这种文明殖民主义是法国自由主义发展与帝国荣耀再造的时代结合体，也是法兰西殖民帝国意识形态塑造的基本原则。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的政治话语被一种帝国的权利意识所扭曲，这种权利意识源于法国早期作为一个殖民强国身份的记忆，而在七年战争中败于英帝国，美洲、非洲和印度的法兰西海外领地也丧失殆尽。加之，大革命极大地破坏了对法国权力扩张的强烈道德批判，法国势必作为一个“普适性”的国家呼之欲出，这个国家“不仅代表文明的未来，而且负责从暴政和无知中将其他民族解救出来”。尽管拿破仑的失败一度损害了法国的扩张主义政治，但却重新点燃了帝国的扩张野心和荣誉感。1830年，在波旁王朝垮台前一个月，法军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得阿尔及尔，“七月革命之后，许多自由主义者转而相信法国应当在世界大国找那个占据恰当的位置，并相信这种地位需要殖民扩张”。自此，大革命以来的政治两极分化得到了统一。

是以，法国抱持着“文明”的使命来到非洲大陆。19世纪的民族和“种族”等级制度逐渐被套用在被征服的非洲黑人和阿拉伯人身上，继而，进化论和达尔文主义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为其附加了科学光环，这种思想进入殖民系统后则是“优越种族”有义务给“劣等种族”带来文明。正如维克多·雨果所言：“我们来到这片古老的罗马土地，不是为了给我们的军队灌输野蛮，而是为了给整个民族灌输文明；我们来到非洲不是为了带回非洲，而是为了把欧洲带到那里”。19世纪中叶以后，一种发达的法国“文明教化”的意识形态公之于众。正如米歇尔·阿达斯（Michael Adas）认为的：现代法国文明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相信西方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具有优越性。美国历史学家刘易斯·潘森则走得更远，他声称“文明使命”的本质是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学者）在全球传播西方“精确”科学的无私愿望。19世纪80年代初，时任法国总理、殖民扩张政策的拥趸朱里斯·费里在议会发表演讲时提出法国身负一项特殊使命：“我们必须相信，如果天意半推半就授予我们成为地球主人的使命，那么这项使命并不是去尝试种族间不可能的融合，而是传播或唤醒其他种族的优越观念。”

除却科学和技术对自然的物质控制影响法国人对文明的定义，对共和主义的信念却是令法兰西人更加自豪的共同价值。19世纪80年代以后，将非洲人从“贵族暴政”中解放出来，奴隶的废除成为第三共和国在西非重新进行殖民扩展的重要理由。随着19世纪晚期的帝国主义扩张加剧，现代化的道路、诊所、学校、农业等的建设被打上“文明使命”的新愿景。一个在引导力量的影响下被控制和标准化的空间。20世纪20年代大都市以及那些更加西化的空间投射出了殖民帝国无与伦比的权力和中心感。殖民题材的电影相继上映，使得殖民地人民被纳入一个阴谋和落后的社会关系之中，欧洲的殖民统治也借此加以合法化。1925—1930年，电影成了传播意识形态和殖民想象的有力手段。1912—1962年间，殖民地题材的影片约有900多部，同一时期的纪录片和宣传片甚至是电影的三倍。电影中往往设置了“文明人”和“野蛮人”两种冲突角色，以文明对立和斗争和叙事风格呈现“文明使命”的愿景，赋予欧洲殖民统治合法性。

此外，法国的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也是以发展自己的“文明”为尺度，从而把其他文明都看作“野蛮的”和未开化的民族，从而为殖民扩张提供理论依据。随着殖民理念的推广，“文明使命”话语成为法国殖民主义的重要动力。随着殖民教育事业和精英主义政策的开展，法国在西非和北非的殖民统治逐步稳定下来。20世纪，殖民地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迅速瓦解了法国的殖民体系，迫使殖民者调整殖民宗主国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重塑一种全新的殖民形式。

纵观法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尽管塞内加尔是法国推行同化政策最为成功的地区，但在阿尔及利亚却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后者反而是汇集了法国“文明殖民主义”与同化主义、联合主义等多种殖民政策尝试。与英国的间接统治不同，法国在非洲的直接统治制度受到了“同化”理论的影响，即同化主义者打着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旗号掩饰法国的种族主义思想。同化主义指导下的法国没有在北非殖民地建立或培养较为独立的政治体系，直到二战后却仍然坚持要将其纳入自己的行政保护系统中，引发了强烈的抵抗，而原有的非洲殖民体系也随之崩解，殖民地新政权也在自我探索中常年陷入政治动荡和权力更迭。其中，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之路最为血腥、艰难。

“文明使命”话语对阿尔及利亚的深远影响

“文明”观念在被殖民国家人民的文化意识上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法国文化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促使西方文化参与到帝国殖民事业之中，从而对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文化、阿拉伯文化、部落社会结构乃至原始社会形态进行了“二次塑造”。直至独立后，法属阿尔及利亚无一不带有法国和西方文明的底色，他们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深受文化、身份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拉扯之困。

正如弗朗茨·法侬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所做出的结论：即使在殖民斗争胜利之后，获得独立的第三世界人民还面临着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心理上的独立还远未实现。文明观念的宣教和精神渗透导致非洲人面临着极大的精神迷惘和身份撕裂。《黑皮肤、白面具》中描述的安德烈斯人从潜意识中承认白人的优越性，以白人的价值观来衡量自己的一切。尽管他们属于海外省的法国人，在法律层面上是法国公民，他们因此鄙视非洲的其他黑人，而作为黑人，他们在面对白人时，内心充满了自卑感。这种文化殖民的后果深刻影响了几代非洲人的民族自信心。

法属阿尔及利亚132年的殖民统治历程代表了法国在非洲的主要殖民思路，即在文明殖民主义指导下展开物理破坏和武力征服，推广殖民教育政策，笼络和改造阿尔及利亚本土精英，从而维持其统治秩序。法国通过塑造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关系，对阿尔及利亚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族际关系、教育模式和政治制度实施了全面的所谓“文明化”改造。“文明使命”的推行不仅打破了阿尔及利亚传统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也给土著居民套上了沉重的思想枷锁。

独立后，阿尔及利亚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通过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等多个维度试图祛除“文明使命”的烙印，摆脱对法国文明的崇拜和心理依赖、宣传民族文化、强化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然而，从长时段历史视角看，法国文明观念及其主导下的“文明使命”印记并没有随着殖民体系的解体而消除，而是长期阻碍着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建设、社会价值观念和民族共同体构建。

那么在倡导文明对话的背景下，“文明”作为21世纪仍然盛行的一个概念范式，如何摆脱殖民时代的特殊话语意涵，进化出新时代的话语特色？经历漫长的去殖民化斗争的法属非洲不是丧失了文明主体性的大陆，阿尔及利亚人更不是丢失了民族记忆和文明身份的“透明人”，不是可以被其他文明随意着色或修改的“他者”，而是具备现代民族国家能力和文明自觉自为的 “我者”。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需要破除文化殖民主义体系的桎梏，重塑自身民族文化的自信、自觉与自为。